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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村屯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蒋家、全家、杜家、刘家,斑块总数多少排序与为国民经济的“动脉”和“神经中枢”,既有 调控经济的职能,也能影响经济发展。为此,加强金融 监管,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以确保国民经济稳步发 展,就显得极为重要。《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 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法》都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银 行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保 证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行。这样,加强金融监管就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客观需要。因此,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如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如何借 鉴发达国家成功的金融监管经验和模式,来建立一套 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摆在中 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界面前事关“九五”期间我国金融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间题。本课题拟对此间题作一粗浅的 探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金融业发展 对金融监管的新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金融业所 起的作用更为重要,金融业的机构体系、信用形式、金 融工具等方面都将有巨大的发展和变化,确保金融业 的稳健发展作为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客观需要而显得更为紧迫,这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 (一)金融监管的重点将转向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上 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是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金融 监管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从银行来看,德国银行法规 定,“联邦信用业监督局只为公众利益而执行其依本法 及其他法律所赋予的职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银行 的一个最根本特征是高负债经营,做的是一篇“透支时 间、借用众力”的文章,即使按照《巴塞尔协议》资本 充足率8%的比例,总负债也高出其金融资本n倍以 上,高负债经营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旦有大宗资产运用 不当,造成损失,那么就有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弥 补,这样就会使银行大伤元气甚至破产倒闭。然而金融 业主要是对广大存款者的负债,涉及国计民生.因此从 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央银行要求银行安全 经营并据此对其进行较严格的监管。在我国,由于长期 来实行计划经济模式,银行是国家专业银行,实行的是 国家单一信用形式,因此银行似乎不会倒闭,从而谈不 上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所以那个时候金融监管的侧重 点是放在保证国家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有 效实施上。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完全不同, 银行是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 法人实体,有损失之险、倒闭之虞,这样保护存款人的 利益就作为社会安定的大事而提到了议事日程。侧重 点的转移,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把金融监管的重点放在 控制金融业的经营风险、保证金融机构安全运行上。 (二)市场经济的风险性使金融风险监管显得更为 迫切 市场经济从某个方面说是风险经济。金融业作为 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其经营风险尤为突出。金融部门 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经营的是货币,与客户维持的关 系是信用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金融创新 层出不穷,主要表现为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和金融眼务 的便捷化。金融创新固然有推动金融业发展的一面,但 也不排除有些金融创新工具是出于逃避监管,甚至有 市场投机的目的,而不只是出于融资需要。因此,不可 否认金融创新带给金融业的风险加大了。英国老牌巴 林银行和日本的大和银行就是因为从事衍生金融交易 而导致巨额亏损的,结果一家倒闭,一家元气大伤,这 反映出了当今金融业经营中的巨大风险和对金融风险 监管的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若不稳定,它 对经济将产生很大的冲击力,金融业的动荡,一旦引起信用危机,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不仅危及整 个经济运行,而且还将影响到国家的声誉和政局的稳 定,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震荡。30年代美国经济恐 慌时期倒闭的银行,不乏有业务相当稳健者,只因受信 用危机影响和骨牌效应的波及而难逃厄运,结果一连 串的连锁反应,使正常的信用关系被迫中断,金融制度 趋于崩溃,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趋于混乱,并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衰退,还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 条。所以强化金融监管,防患于未然或防微杜渐,就显 得极为重要。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 中应吸取别国前车之覆的教训。“九五”时期是我国经 济金融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预见,随着对外经济贸易 的发展,金融业将日趋国际化,金融业经营风险将日趋 多样化和复杂化,这样加强金融业的风险监管就成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迫切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性将要求把金融监 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是法制经济。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将渐趋 完善。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将有效地维护金融秩 序,保障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进程中,建立一整套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实现由人 治向法治、由行政管理手段向法制化轨道的转变是势 在必行的。这个转变对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提出 了新的要求,就是在金融监管中要遵循公平、公开、公 正的原则。所谓公平原则,就是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在监 管中对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排除亲疏性。 这就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行在金融法律、法规 的原则下,制订规范化的监管程序。举个例子说,在金 融机构审批这个敏感性的间题上,要根据《商业银行 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制订审批程序,使金融机构对 照条件后即可知道要求能否通过,差距何在,避免厚此 薄彼之感。然而公开原则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提高金融 监管工作的透明度,一方面使金融政策法规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将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活动置于金融界乃至 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公正原则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秉公 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正确运用法律 武器,确保金融监管的效果。 (四)区域间金融监管的有机协调及金融监管的国 际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区域金融监管将由原来的辖内监管、确保一方金 融平安,转向加强区域间金融监管的有机协调,构建高 效的、全方位的宏观金融监管网络上。同时,开展金融 监管的国际合作也是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 发展迅猛,金融机构跨区域设置是普遍现象,且目前已 有不少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分支机构或合资银行,同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将有更多的 银行走向世界,这些都给金融监管提出新的要求。首 先,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分支行不属独立法人,对其分支 行巫需有一整套分级管理的监控办法;其次,金融机构 跨区域设置,光靠中国人民银行单个分支行难以对其 实行有效的、全面的监管,因此,区域金融监管需加强 协调,以既避免重复劳动,又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并 在防范和查处上求得一致;再次,区域间函需沟通监管 方面的情况,加强联合,这也是事关监管总效果的大 事;最后,金融监管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加速信息交流, 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992年英格兰银行因为国 际商业信贷银行参与洗钱而吊销其营业执照,我国银 行正是因为信息不灵而蒙受损失,这方面教训深刻。 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经验及启示 在市场经济和货币信用制度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 中,金融监管已有较长的历史。1936年,凯恩斯在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构建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 同时,首创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家干预的理 论观点,并据此要求国家的政府机关严格监管金融业, 以金融来调节社会经济。从此,金融监管进入了宏观的 轨道。西方各国纷纷立法建立金融监管机制,以加强对 金融机构的监管。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掀起后,一 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便开始了联手监管,使金融监管的 力度更为加强。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方 面积累了广泛而又丰富的经验,有不少值得借鉴。 (一)把好市场准入关 金融机构注册登记阶段,是金融监管的起始阶段。 通过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在资本金等方面提出约束 性、规范性的管理要求,达到防范集中垄断、限制机构 数量、把握适当规模、有利适度竞争的目的。这一阶段 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最低资本额、业务范围、组织形 式、管理人员等。如各国银行法规定了最低限度的认缴 资本额,从20万美元(荷兰)到1000万美元(英国) 不等;美国规定商业银行除经营指定的政府债券,用自 有资本有限制地买卖股票、债券外,不能同时经营证券 投资等长期性投资业务(目前已有所放松),英国还要 求新设银行量的形式与内在质的标准的统一,特别强 调银行管理阶层的素质与声誉。 (二)把好安全经营关 保证金融机构安全运行,是各国金融监管的重点。 为此,许多国家都要求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建立了谨慎 监督机制,并在多方面提出了监控指标或原则。主要 有:资本充足率要求、清偿力监管、防止风险集中的规 定及业务活动限制。 1.资本充足率要求。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金融机构 安全性及其实力的重要标志,它包括资本与负债比率、 资本与资产比率、资本与风险资产比率等。美国的金融 监管当局自70年代初起对银行通过资本充足性、资产 质量、管理质量、获利能力和流动性诸方面来全面衡量 其经营质量,即CAMEL系统。目前发达国家则都按 《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进行监管,即银行的资本与风险 资产的最低比率为8%,其中核心资本为4%。 2.清偿力监管。自从资产负债比例被广泛采用以 来,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资产流动性的要求越来 越高,如强调银行要维持一定流动性强的资产用于随时兑付存款或清偿债务,或用于应付不测风险和危机 出现时的资金需要,并防止商业银行将资金融通过程 中创造的短期信贷资金用于长期投资,从而抑制其创 造信用货币的能力,以利币值稳定。美国从70年代末 起从存款的波动性、对利率敏感性资金的依赖程度及 借款的频率与水平、持有可变现资产的数量、银行本身 的流动性管理政策等七个方面来评估流动性的存量和 流量。 3.防止风险集中的规定。为实现安全经营,多数 发达国家在金融机构对同一客户或某一特定行业的信 用关系和业务上作了最高限额的管制。如在银行贷款 方面,大多数国家的监管当局采用的办法是限制银行 对每一户借款者的贷款额度,一般规定其占资本的比 例为10蚝到100%不等,同时对国家风险管理一般另 有规定,美国把借贷国家分为三个风险级别,按其风险 权数的大小决定贷款的限额,允许贷款的限额与其国 家的风险成反比,任何一家银行都不能遭自突破限额 贷款给某一个国家,否则将会受到监管当局的替告或 严厉处罚。 4.业务活动限制。一般来说,许多国家对金融机 构业务活动范围的管理是根据其货币信用发展程度、 金融机构经营体制及其运作状况来决定是实行分业经 营管理,还是允许适当交叉,或是综合化管理,从而决 定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范围。如美国银行业务经营原 实行分离银行制度,银行不能从事长期贷款与证券投 资业务,60年代后,则逐渐趋向综合经营。70年代末 全球兴起金融创新潮,使传统的业务限制有了一定的 突破,但许多国家仍是基本上采取了分业管理的模式, 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 开,而且禁止商业银行认购股票,限制其直接投资和对 非银行公司的持股。 (三)做好危机救助工作 为保护存款人和公众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 定,不少发达国家的监管当局对出现危机的银行实施 保护性的救助措施,主要有存款保险制度和行使最后 贷款者职能。 1.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多数国家是由银 行监管当局组织或发动银行组织起来的,在一定的范 围和程度上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如美国存款保险制度 将其存款保险范围限于本国境内,即包括外国银行在 美的分支行和附属机构,排除本国银行在境外所设机 构的存款,在币种上,既保护本币存款,也保护外币存 款,对每一个存款者,规定保险的最高限额,为10万 美元,其他西方国家都有类似的制度和规定,只是在做 法上互有差异,各有特点。 2.最后贷款者的职能。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管理 当局都随时准备对将遇到临时清偿力困难的商业银行 提供融资援助,主要方式有中央银行提供融资给遇到 暂时清偿力不足的银行,或按低于市场的利率贷款穿 一些金融机构,让这些机构去兼并那些有间题的银行, 另外,也鼓励银行之间相互支援。 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经验,中国人民银行在 金融监管中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 这方面要着重做好两点,即金融机构准入把关和 对社会上非金融机构违反金融法规行为的监管。 1.金融机构准入监管。鉴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风险和亏损完全由金融机构自己承担,而金融 业又是高负债、高风险行业,因此就必须根据市场准入 条件对金融机构进行严格把关。市场准入条件的评估 主要考虑金融机构是否具备设置的基本条件。这包括: (l)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并要保证落实到位;(2)新 设机构的位置、场地是否符合金融机构发展的规划; (3)对法人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4)限定金融机构经 营范围,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以保证各金融机构 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依法经营,(5)确保金融机构拥有 一定数量的经营管理人才。 2.对社会上非金融机构违反金融法规行为的监 管。根据金融法规,未经准入许可的单位不得从事金融 业务。然而我国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社会上非金融机 构的违法金融行为时有发生,典型的有凭借各种名义 高利吸储、高利放贷等,这类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而 且往往信誉差、风险高、隐患大,因此极有必要对非金 融机构违反金融法规、政策从事金融业务等行为进行 检查、处罚和纠正,以维护区域内良好的金融秩序。 (二)对金融机构经营的监管 除做好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合法性的监管外,还应 根据我国国情,着重抓好资产质量监管、清偿力监管、 竞争行为规范化管理、金融创新监管、分业经营管理和 防止风险集中的监控。 1.资产质量监管。作为新旧体制转换中的遗留间 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逾期、呆滞、 呆帐贷款多,因此有必要对其资产质量进行监管,督促 金融机构盘活存量。由于目前不少企业效益不佳,因此 应做好新增资产的质量监管,如敦促银行缩减信用贷 款,鼓励其推行抵押、担保贷款,并要求银行维持足够 资本金和各种储备提留,以应付不良资产等。 2.对清偿力的监管。金融机构保持充分的支付能 力,是其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安定、经济稳 定的需要。这方面首先要求金融机构维持一定的速动 比率,用于随时兑付存款或清偿债务,其次,保持一定 的流动性强、可在短期内兑现或出售的高质量资产,用 于应付市场不测时的资金需要。 3.竞争行为规范化管理。我国金融业导入市场机 制以来,同业竞争更加白热化,出现了一些不正当的竞 争行为,起先如乱拉存款、变相提息、拒付压票等,近 来更出现“六假”(即假投资、假委托、假存单、假帐、 假表、假回购),这种小集体式的利己行为和不惜冒违 法违规之大不匙的单纯驱利行为,导致金融秩序混乱, 当前国债回购中出现的沉重债务链就是这方面后果的 一个突出表现。 4.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金融创新将不断涌现,为防范金融风险,有必要加强对 金融创新的监管。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主要是针对新的 金融工具,制订出其运行的规范准则或政策规定,并据 此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以抑制和引导投机行为,保证 金融机构安全运营。 5.对分业经营的管理。分业经营是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为此,在法规界定金融各 业经营范围的情况下,要督促金融机构朝专业化方向 纵深发展,防止其“串位”,使各金融机构发挥各自独 特的功能和作用。 6.防止风险集中的监控。这主要是通过对单个企 业法人及其控股机构的金融业务的限额管理等办法, 达到分散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目的。 四、市场化进程中我国金融监管的难点和 问题 从发达国家情况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均 已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各自特点的金融监管制度。我 国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 来,在实施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秩序、支持经济发展中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有:一是 不断规范金融机构的设置及业务交叉与竞争的管理, 二是实行金融机构的年检制度,三是试行存贷比例管 理和资产风险管理;四是建立稽核监督的组织、工作、 法规和指标体系,试行风险稽核;五是规范财务、票据 市场的管理;六是对外汇实行全程监管,七是对金融市 场特别是对资本市场实施不同程度和方式的监管;八 是实行分业管理。但是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世界 一体化进程中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审视和衡量 我们金融监管工作的现状,无论是监管组织体系、监管 力度,还是监管的手段和效果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些难点和间题, 突出表现在: (一)监管对象缺乏自我约束机制 我国的金融机构过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产业, 长期以来垄断经营,无需寻求风险与盈利、流动性与风 险性的内在平衡,缺乏竞争压力,因此不具备西方商业 银行那种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所形 成的自我约束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体制正逐渐 转轨,但产权、商业化等一些根本性问题尚未解决,面 对市场经济的风险,金融机构难以自我约束,缺少承受 能力,这无疑加大了当前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政府职能转变还未真正到位,中国人民银行 尚缺乏独立自主的权威性 金融监管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民银 行独立自主的权威,否则监管的力度和功能都难以发 挥。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已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 分支行履行职责,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但由于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转换 尚未到位,以致政府行为不甚规范,时常出现政府对微 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尤其是当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 地方的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就会因地方政府的干预 而弱化力度和权威,影响效果,中央银行的监管功能难 以发挥。 (三)各监管职能部门关系没理顺,整体监管功能 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职能转换后,金管、计划、会 计、国库、外管等部门都把工作重点转向对金融机构的 监管上,加上原有的监察、稽核监督,形成了多部门监 管的格局。这种格局的主要问题是监管部门职责不清, 相互通气不够,配合不力,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机的协 调,往往各自为战,没能形成合力,掌握政策和处罚意 见及监管方法有时也不统一,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影响监管的成效。 (四)监管缺乏微观经济环境的支撑 目前我国微观经济状况不佳,影响到信贷资产的 质量,使银行积聚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之所以出现这一 局面,表面看是因为企业效益差、亏损多而资金又吃银 行大锅饭,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我国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和现代银行制度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且困 难重重。目前金融监管所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种缺乏微 观基础的严峻的局面。 (五)法规建设滞后 虽然我国金融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出台,但金融法 律体系还不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由基本法和 与之相配套的众多的专业性法规、条例组成。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进程中,金融监管要求有法律保障,要求有 权威性。1995年,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 法》等五部金融大法,但这距离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的 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无法可依、无章 可循、政策界限难以把握,往往造成监而不听、管而不 月良。 (六)监管手段有待改进 首先,还没有比较完善的对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监 控和经营安全性、流动性等方面综合评价的体系;其 次,目前监管有相当部分依靠手工操作,工作效率低, 在电子技术日新月异下,手段有待现代化;再次,监管 难以达到深度和广度的协调,往往突出重点时,难以顾 及全面,强调全面时,难以保证深度;第四是监管的深 入间题,金融监管中如何在查处的同时,分析根源,研 究防范对策,反馈信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面 还大有文章可做。此外,区域金融监管中相互联合、联 系不够,区域金融监管联手合作还不多见,金融监管没 有结成一张有效的“网”,使监管难以取得更好的总效 果。 (七)监管队伍的量和质还不能适应监管工作的要 求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竟争的加剧,要维护经济和 金融的正常运行,必须有一批熟悉金融法规和业务、拥 有实际工作经验、精通计算机操作、具有较高政策水平 的监管人才。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现 有的监管人员中普遍存在着业务单一、知识面窄、综合分析和政策水平薄弱等问题,这与监管对象复杂、业务 发展迅速且种类繁多和要求高的现实很不相适应,因 而难以承担有效的金融监管的重任。 上述间题,是阻碍金融监管强化、影响金融业健康 有序发展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间题的存在,使当前的 金融秩序未能从根本上好转。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进程中,要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保护存款人及公众 的利益,必须强化金融监管,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相适应的、便于同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的路子。 五、强化区域金融监管的措施建议 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经验,针对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我国市场化进程中 金融监管所面临的间题,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强化金 融监管应着重做好以下儿方面的工作。 (一)构建金融监管一体化的组织体系,这是改变 过去金融监管工作中单一作战、协调不够的局面,强化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组织保证 监管一体化组织体系须由行长挂帅,由各金融监 管职能部门合成,并按“大监管”的原则,将监管职能 划分为调研决策、政策导向、质量稽查、依法制约四部 分,即由调统、金研等部门通过调研分析,反映经济金 融运行状况及相关政策效应,搞好宏观监测,提供决策 依据;由计划、清算中心、融资中心等部门通过利率、 存款准备金、短期融资等手段的实施,来保证宏观调控 措施的贯彻执行;由金管、外管、监察等部门依据法规 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以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由 稽核等部门通过现场稽核和非现场监测及质询监管, 发挥稽核监督的整体功能,确保金融资产的安全。监管 部门之间应采取例会制度,联手监管,要运用现代化手 段,构建办公自动化网络,实现资料共享、信息共享, 使各监管部门都能全面了解各金融机构的详情。 (二)搞好金融主体内部制衡、中国人民银行外部 监管与金融机构行业协调的有机结合,发挥其各自的 功能和作用,并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的力量,使金融监管 能卓有成效 1.金融主体内部制衡,这就是强化金融主体的自 我约束机制。金融机构的自律管理是确保金融业稳健 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要督促各 金融机构健全内部制衡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机构内部 加强风险控制,提高资产质量,确保经营安全。 2.中国人民银行外部监管,这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及其分支行对金融机构组织、实施的监管。外部监管是 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当前着重是要提高金 融监管水平,并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丰富监管手段,达 到监管的广度和深度,要进一步强化现场监管,中国人 民银行或直接参与,或组织实施,以尽可能扩大监管的 面;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做好金融机构上报资料的综合 分析并开展质询监管,掌握情况,发现问题;要处理好 重点检查与全面检查的关系,协调好事前、事中、事后 的监管,以提高监管效果。二是提高监管的现代化水 平,在金融机构业务操作现代化的同时,金融监管现代 化必须紧紧跟上,监管人员要善于从金融机构业务经 营的资料数据库中了解经营状况,发现风险隐患,找出 间题,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 3.金融机构行业协调,就是组建金融行业公会。 行业协调,往往可以解决单个金融机构难以解决而中 央银行金融监管又难以着手的问题,如规范金融机构 各方面竞争行为等等,这对于维持良好的金融秩序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的 情况下,使金融行业公会的组建成为可能。中国人民银 行要积极支持金融行业公会的组建及其工作的开展, 使其作用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4.中介机构协助督查。这可以使中国人民银行摆 脱庞大冗杂的事务性工作,集中精力保证对重点机构、 重点问题的监管。在国外,中央银行常委托会计师事务 所等中介机构对作为检查对象的金融机构进行审计、 检查,并对中央银行负责。在我国,近些年来金融中介 机构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在金融机构年检、评级等方面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很有限,这方面仍有很大潜 力。 (三)建立规范、量化、透明的金融监管体系 建立金融监管的科学指标体系,使金融监管规范、 量化、透明、高效,使金融监管程序化,这是强化金融 监管所必需的基础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金融风险增大,因此金融监管的重点必须转移到对 金融风险的监督和对金融资产质量的管理上来,这就 需要建立一套金融监管的量化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和 规范的监管工作程序,以此监控、制约金融机构的经营 行为,保证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 (四)加强金融监管队伍的建设 金融监管部门要担负起稳定金融、保护存款人利 益、确保金融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责任,不仅要做到集 中统一、协调运作,而且还要加强队伍的自身建设,完 善内部监管机制。根据目前状况,重点是:(1)顺应中 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行职能转换的要求,抽调部分业 务骨干充实监管职能部门;(2)积极接收懂金融法律、 金融业务、计算机操作的文化层次高的人才,以适应监 管工作向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3)建议在有关高等院 校开设金融监管课程或设置金融监管专业,以培养高 层次的金融监管人才;(4)组织监管人员岗位培训或出 国进修,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5)加强对金 融监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不仅成为技术骨干、 业务尖子,而且更成为行为的表率,严格执行政策、廉 洁奉公的楷模,使被监管的金融机构心悦诚服。 〔五)加强区域间金融监管的有机协调和金融监管 的国际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 其中心任务就是通过金融监管等手段,维护区域内金 融机构的安全、平稳、有效运行,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 策及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进程中,区域性金融机构队伍的壮大和金融国际化将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加强区域间金融监管的协调和与 国际间的合作就显得极为必要。对于全国性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应协助总行做好对其分支行的监 管工作,对于区域性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相 互间应做好配合,共同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之间 要加强沟通,互递信息,做好协调合作工作,以既扫除 “死角”,又避免大量重复检查。同时金融监管要寻求国 际合作,包括参加金融监管的国际组织、加强与国外金 融监管部门的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对跨国金融集团 进行联手监管、推广国际金融业管理规范等,要努力做 到信息灵敏、措施有力、效果显著。 (宁波市金融学会课题组 负责人:贺绎奋 员:王国武、贺绎奋、张光民 笔:张光民) 成
源自:   《》2006
锥闲灾实钠笠导洹肮材薄奔按笃笠敌形?,但却不排斥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垄断力量的聚集。正由于这一漏洞 ,在该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 1 0年时间内 ,美国的托拉斯不是变少了 ,而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其三是 ,没有授权专门的机构来受理对妨碍贸易行为的起诉。由于将该法案的实施与一般民事法实施混在一起 ,因而在实施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对这样一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案来说 ,关于它所确定的某些原则的解释 ,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上述缺陷或漏洞 ,是在后来的长期司法实践中逐步被发现并得以补充完善的。但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的竞争政策法律体系框架 ,渐趋形成及完善起来。在这一框架形成过程中 ,1 91 4年通过的两部法案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部是《克莱顿法》(ClaytonAct,1 91 4)。其宗旨在于“防止垄断力量的积聚而非解散已经形成的垄断集团”[3](p .40 4) 。其主要条款有四 :( 1 )反对“有利于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的商品销售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和歧视行为 ;( 2 )禁止“搭配销售”(tie in)和约束买主的协定 ,这包括不允许要求卖主在经营自己商品的同时排除其竞争对手的商品 ;( 3 )禁止为减少竞争而买入竞争对手的股票 ;( 4)宣布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属于妨碍贸易的垄断组织。由于《克莱顿法》的通过 ,可以认为 ,早在“一战”之前 ,美国竞争政策实际上已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 :( 1 )关于企业反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 ;( 2 )关于企业之“限制性商业活动”(restrictivetradeprac tice) ;( 3 )企业间共谋 (conspiracy)。一般认为 ,这三项内容 ,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政策所包括的基本内容。第二部法案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TradeCommissionAct,1 91 4)。其主旨虽在于设立一个专门机构 ,来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但该法案同时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于商业活动中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法” ,均应“宣布为非法”。从而为竞争政策的实施开辟了广阔的空间[4 ](p.36 ) 。继上述法案之后 ,在 2 0世纪 3 0年代和 50年代 ,美国国会又出台了数部新的竞争政策法规 ,旨在对前三个法案进行增补和修正。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修正性法案有四项 :( 1 ) 1 93 6年颁布的《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 PatmanAct,1 93 6) ,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 ,详细列举了应予取缔的价格歧视行为。 ( 2 ) 1 93 7年的《米勒—泰丁斯法》(Miller Tyd ingsAct,1 93 7) ,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 ,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 ( 3 )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Wheeler LeaAct,1 93 8) ,禁止企业登载虚假广告 ,尤其是食品、药品、设备及化妆品方面的虚假广告。该法案对虚假广告的定义是 :“在实质上足以引起人们误解”的广告。 ( 4) 1 950年的《瑟勒—克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1 950 ) ,扩大了对企业兼并的限制。然而 ,上述法案仅仅是维护一般商业活动中竞争环境的法规 ,而差不多在这同期 ,美国还制定了一些约束具有行业性垄断特征行为的专门法案。这包括 1 92 0年的《运输法令》和 1 93 5年颁布的《公用事业控股法》。前者经多次修订 ,成为节制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运输业中垄断的有力武器 ,后者则对公用事业中的行业垄断行为形成某种威慑。二、实施竞争政策的权力机构及其运作特点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由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共同负责。在司法当局那里 ,具体负责竞争政策法规实施的机构是司法部下的“反托拉斯局”(Anti-trustDivision) ,它是根据美国国会在 1 90 3年的一项授权法案而设立的。这是一个“高度分立的专业化和官僚化的机构 ,由一群接受过反托拉斯法和反托拉斯经济学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充任”[1](p .777) 。主要负责司法程序所涉及的对违法企业的查处 ,受理有违竞争法规的上诉案件 ,并有权解释反托拉斯法。在行政当局那里 ,竞争政策的实施则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管理与实施机构 ,由五名成员组成 ,均由总统任命 ,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任期 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由两个工作机构组成 :一个是“竞争局”(BureauofCompetition) ,另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局 (BureauofConsumerProtection)。其中前者负责竞争政策法规的实施 ,后者负责对那些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提出诉讼。竞争政策的实施 ,主要由“竞争局”负责。就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所用手段和程序而言 ,司法当局的反托拉斯司的工作要简明的多 ,它主要以维护各种反托拉斯法为己任 ,通过法院系统裁决。与司法当局相比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方面 ,起的作用更大 ,工作程序更为复杂。不仅如此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组织的不断变化和反竞争性商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 ,其权限也不断得到扩充。比如 ,按照 1 91 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其职责主要有二 :其一是 ,搜集和编纂情报资料 ,调查商业组织和商业机构的活动 ;其二是 ,作为一个准司法机构来行使职权。它可以凭借有关调查 ,比照有关法案 ,就某种限制性贸易行为或妨碍贸易的行为作出法与非法之评判。还可以发布命令 ,禁止某些有损公平竞争的商业行为。但在后来 ,其权限逐步扩展至许多方面 ,甚至包括制定行业商业规则。这种权限的扩展 ,主要是通过对有关法规的解释达到的。比如 ,从 1 963年起 ,它以使《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关于“不正当的竞争或欺骗性的做法”之具体化为由 ,颁布了第一部“贸易管理规则”(traderegulationrule) ,由于有人怀疑它是否有此权力的诉讼为上诉法院所驳回 ,使这一权限合法化。而 1 975年通过的《麦格纳森 -莫斯担保法》(Magnuson -MossWarrantyAct,1 975,又称“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 ,则正式赋予该机构上述权限。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 ,法律对反竞争行为的界定比较含糊 ,这留给司法行政当局充分的活动空间。具体来说 ,虽然有关法案宣布“限制贸易”、“垄断商业”的行为为非法 ,但却不对这些行为以具体的界定 ,而将解释权留给司法当局和行政执法机构。正由于这种原因 ,法院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具体案例的判决条文“对竞争政策的实际内容”有着巨大的影响[1](p .778) 。比如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问世的最初 2 0多年中 ,司法当局曾将所有限制贸易的协议判为非法和约 ,但在 1 91 1年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两项案子时 ,却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宣布法院可以鉴别限制贸易的具体和约是否合理 ,只认定“非合理之协定”为非法。据认为 ,由于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美国司法当局在1 91 1年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 ,所坚持的行为准则是 :“禁止反竞争的市场行为 (如运用削价排除竞争对手、企业合并及价格确定 ) ,而不禁止垄断本身的存在”[5 ](p .2 36 ) 。但 1 945年对美国铝业公司案件的裁决 ,又对上述法规作了新的解释 ,法院首次认定 ,“不管业务合理与否 ,实际的垄断就是非法” ;“控制一个工业部门业务活动的 90 % ,肯定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即便控制 60 % ,也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6 ](p .5 6 5 ) 。然而到了 70年代 ,这种解释又出现反复。 1 972年在审理伊斯曼 -柯达公司的讼案和 1 97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杜邦公司的裁决确定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 ,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5 ](p .2 36 ) 。另一个特点是 ,行政当局对竞争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 ,行政当局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提请国会不断修订已有法规。比如《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本身就是应当时的行政当局———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要求提出并通过的。时在“一战”前夕 ,美国托拉斯泛滥 ,严重威胁着市场的公平环境 ,这引发了美国政界围绕维护自由竞争或容忍托拉斯不受限制发展问题的一场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 ,以主张自由竞争著称的威尔逊总统获胜 ,力主通过了上述两个重要竞争法规。由于这两个法规的引入 ,大大强化了竞争政策维护自由竞争的立场。相比之下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通过的《罗宾逊—帕特曼法》( 1 93 6年 ) ,则大为软化了反托拉斯与反垄断立场 ,这也与当时行政当局的主张密不可分。当时正值“大萧条”后经济恢复时期 ,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出于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考虑 ,容忍某些反竞争的商业行为。这两个法案所持竞争政策立场一紧一松 ,恰成对照。另一方面 ,行政当局所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竞争政策所持态度 ,直接影响着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 ,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期间 ( 1 93 3— 1 93 6年 ) ,就曾通过总统法暂时中止了反托拉斯法的执行 ,鼓励企业建立垄断价格的卡特尔组织。而在里查德·尼克松执政时期 ,还曾出现过一种“不经过诉讼而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协商”来解决企业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的做法[6 ](p .786 ) 。致使反托拉斯法的威慑力减弱。但到了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背弃政府积极干预而更多地倾向于自由放任一边 ,因而强调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 ,其直接影响是竞争政策的抽紧。这方面 ,1 98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解散全球第一大电讯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正由于以上两个特点 ,美国的反托拉斯及一系列竞争政策法规 ,在实施中更带有政府政策的鲜明特征———受政府政策选择偏好的影响。三、美国竞争政策 :一个世纪的实践1 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标志着一种法律化了的竞争政策的产生 ,由此开始了竞争政策的实施 ,到 2 0世纪结束 ,恰好 1 1 0年时间。一百多年以来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末于“二战”结束后的 50年代初 ,这是竞争政策实施的极不稳定时期。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 3 0年代经济大萧条 ,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一再受动荡所打断 ,与这种动荡的社会经济史背景相一致的是 ,美国竞争政策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时而为非常局势或临时性宏观政策所打断。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曾经掀起过两个高潮 ,同时亦曾三次被暂时搁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一战”之前的十几年间。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的头几年间 ,竞争政策事实上形同虚设 ,从 1 890年到 1 90 0年 ,反托拉斯法既未能遏止 1 9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美国企业兼并浪潮 ,也未能制止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其结果是 ,到 2 0世纪头几年 ,美国工商业中垄断活动更为猖獗。有研究揭示 ,在 1 90 4年积极活动的 3 1 8家大工业托拉斯中 ,除了 2 3家之外 ,其余都是在反托法颁布之后组成的[6 ](p .5 6 5 ) 。托拉斯的垄断活动引起公众的反感情绪日渐增强 ,迫使美国行政当局采取措施。第一个认真实施反托拉斯法的行政当局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 ( 1 90 1—1 90 9年 )。在罗斯福的两届任期内 ,行政当局调查并起诉到法院的违法案件共 42起 ,而在此之前的1 1年时间内 ,一共只有 1 8起 ,其中大部分为地区行政法院所象征性地予以处理 ,仅有 2— 3起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有关条款 ,处以当事企业对受害方以三倍之赔偿。罗斯福政府对待垄断企业的态度也是强硬的 ,在他任内 ,行政当局运用反托拉斯法解散了几家大的垄断企业 ,迫使企业间共谋价格、分割市场的行为大为收敛。到罗斯福政府末期 ,“反托拉斯已成为联邦官僚体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正由于这种原因 ,美国经济史家将罗斯福时期视为美国真正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分水岭”。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待大型垄断企业的态度 ,他并非一概否定大型垄断性企业。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联合的时代 ,任何阻止联合的努力将是无用的 ,而且最终将走上邪路 ,因为它将破坏效率 ,引起无目的的政府干预。因此 ,他的政府力图在垄断企业间分出“好的联合”与“坏的联合”[1](p.775 ) 。继罗斯福之后 ,连续两任总统均对竞争政策的实施持积极态度。一任是塔夫脱 ,在他的四年任内 ( 1 90 9—1 91 3年 ) ,行政当局共提出了 52起诉案 ,其中 2 6起发生在 1 91 2年。另一任是威尔逊( 1 91 3— 1 92 1年 ) ,在他任内的和平时期 ,一共调查和起诉了 95起案件。不仅如此 ,比起谢尔曼法颁布以来的历任总统来 ,威尔逊受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 ,他的顾问班子包括了约翰·贝茨·克拉克 (J.B .Clark ,1 847—1 93 8)和路易·布兰德伊斯 (LouisBrandeis)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与罗斯福不同 ,威尔逊主张为恢复竞争而制定一视同仁的法律 ,并相信垄断企业的过度发展已经破坏了美国企业的自由环境 ,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 ,就能恢复旧的竞争环境。正是出于此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Freedom)的信仰 ,威尔逊任内除积极地限制反托拉斯等垄断形式而外 ,还积极致力于完善竞争政策的法律。这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在 1 91 4年制定与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前者使行政当局得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付反竞争的企业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后者则进一步加强了竞争的政策法律体系。第二个高潮掀起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的 3 0年代末 40年代初。在威尔逊执政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 ,美国行政当局将越来越多的精力花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自己的工作尚无所适从 ,常常与联邦法院处于争执状态。因此而对垄断企业的调查与反竞争行为的查处渐次减少。而随着 1 91 7年美国的参战和战时经济管制计划的全面启动 ,联邦政府正式停止了反托拉斯举动 ,次年即 1 91 8年 ,国会通过一项新法令 ,(即《韦博—波米里恩法》—Webb PomereneAct,1 91 8) ,放宽了对垄断企业的限制 ,在出口方面允许联合和企业合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断竞争政策的实施。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立即恢复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但在整个 2 0年代 ,部分地由于美国公众对垄断企业态度的变化 ,政府受到的压力较小 ,部分地由于战时管制经济对反托法实施搁置的“惯性” ,反托拉斯法因而竞争政策的实施处于另一种形同虚设的地步。由于竞争政策形同虚设 ,垄断企业的财势再次迅速膨胀。到 1 93 0年 ,2 0 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美国非银行财产总额的 3 8% ,获得的收入占非银行总收入的 43 .3 % ,而这些公司仅为 2 0 0 0个私人控制[1](p .774) 。即使这种形同虚设的反托拉斯政策 ,也未能免于大萧条的冲击。大萧条中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 1 93 3年颁布的“新政”重要法令之一《全国产业复兴法》 ,首先宣布暂停实施反托拉斯法。在此后两年内 ,行政当局一改以往反垄断的立场转而扶植垄断 ,即建立政府支持的卡特尔产业组织体制。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在各工业部门制定的“公平竞争法” ,实际上成了保护卡特尔组织利益的工具 ,中小业主及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类法规下 ,过去反托拉斯法认定非法的价格协定实际上都合法化了。然而 ,随着 1 93 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及“新政”第一阶段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重新得到实施。而 1 93 7— 1 93 8年的经济再次衰退 ,则促成了 1 93 8年开始的对垄断企业的大规模调查和战前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高潮的到来。这次高潮主要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一个是“新政”对自由市场竞争的扭曲。由于“新政”采取鼓励卡特尔联合的态度 ,结果许多州政府纷纷效仿 ,试图通过扶持垄断的、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立法 ,来帮助工商企业 ,比如 ,允许制造商与销售商签定有关最低价格的协定。这种做法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 ;另一个是 1 93 7年至 1 93 8年的经济萧条。“新政”通过巨额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摆脱了大萧条 ,但只过了几年时间 ,美国经济又跌入新的萧条之中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信此次萧条主要是由于市场垄断所造成 ,由于卡特尔、托拉斯 (联合公司 )之间大多订有维持最低价格的协定 ,使得价格缺乏弹性 ,价格起不到传递市场需求状况信息的应有作用 ,从而使生产过剩加剧 ,导致了新的衰退。此次反垄断行动由两个内容组成 :一个是对垄断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由半官方的“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TemporaryNationalEco nomicCommittee)进行 ,持续了三年多时间。调查报告认为 ,“新政”期间的工商业政策加强了经济力量的集中。另一个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改以往对经济力量集中听之任之的态度 ,处理了众多的反托拉斯企业。在三年半时间内 ,多达 1 77件讼案得到受理 ,这相当于此前反托拉斯法问世以来近半个世纪内所受理讼案总数的一半 ,这些反托拉斯讼案主要涉及石油、冶金、汽车及电影拍摄等产业 ,同时还遏制了专利侵权、盗版等活动。此次反垄断高潮之声势 ,不亚于塔夫脱政府时期的反托拉斯活动 ,被认为是“从未有过的一次试图将它 [即反托法 ]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工具的尝试”。[1](p .780 ) 但与“一战”前的那次高潮一样 ,好景不长 ,1 942年之后 ,随着二战的扩大和美国参战 ,美国经济经历了又一次战时管制 ,反托拉斯法再次被中断实施。然而 ,随着战争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立即得到恢复。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工作恢复到二战前 40年代初的状况 ,在战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 ,调查与审理了 1 57宗违反竞争法规讼案。与此同时 ,战前 3 0年代受到削弱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维护市场竞争方面也恢复了以往的活力。这样 ,使得 3 0年代初恢复的较为强硬的竞争政策 ,重新得以延续。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 50年代中期 ,末于 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教义 ,构建所谓“混合经济”体制 ,进行“需求管理”的主要年份。虽然1 946年《就业法》的出台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得到美国法律认可 ,因为该法律将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之责任置于联邦政府肩上 ,但笔者考察[7](pp.10 6 - 115 ) 表明 ,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重构宏观经济体制及宏观管理系统的时间 ,应不早于 1 947年 ,而“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 (如财政“内在稳定器”等等 )之造就 ,则应该是 50年代初的事。由此可以认为 ,正是在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基本到位的情况下 ,竞争政策的调整方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点应该能够解释如下史实 :美国宏观体制与政策的改弦易张始于战后初期 ,而竞争政策的调整何以滞后到 50年代中期才得以进行。从 5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中期 ,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 :一改以往惩罚为主的做法 ,而变为以防范为主。具体做法有三 :其一是 ,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广泛沟通 ,取得各产业协会的支持 ,劝说垄断企业放弃某些反竞争做法。自 50年代中期始 ,联邦贸易委员会广泛利用“自愿程序”、“贸易实践会议”(trade practiceconferences)和“信息交换”等形式 ,劝戒企业放弃反竞争行为。其二是 ,建立专门机构 ,就竞争政策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指导 ,这始于 60年代初。1 96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产业指导局”(BureauofIndustryGuidance) ,开始向企业及公众就竞争政策方面的知识提供正式咨询 ,并向企业提供建议。其三是 ,制定法规 ,防止垄断的产生。这主要是通过限制企业并购 (M&A)进行的。客观地来讲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半个多世纪中 ,美国竞争政策的基本趋向是反垄断而不反企业并购 ,然而后来的事实一再表明 ,如果仅仅制止垄断而不从源头即垄断产生的主要途径上予以限制 ,则难以有效遏制垄断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 ,早在 2 0年代 ,美国司法当局就曾试图运用《克莱顿法》的有关条款限制企业并购 ,但只是到了战后 ,当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威胁到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时 ,美国政府才考虑修改有关法案 ,限制企业并购 ,时在 1 950年。该年国会通过《塞勒—凯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 ,对《克莱顿法》作了修改 ,确认如下原则 :一家公司握有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并由此削弱了竞争 ,应视为非法。据认为 ,这是明确的反企业并购法案。正是按照这个修正法案 ,杜邦公司不得不出让其所作握有的通用汽车公司 2 3 %的股份。竞争政策实施的第三个阶段始于 70年代中期 ,目前尚未见分晓。这个阶段的特征是 ,竞争政策立场游移不定 ,时紧时松 ,但总的趋向之一是 ,在实施具体法规中 ,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判断” ,而减少了“死扣规则”的做法。竞争政策游移不定的原因显然与经济形势有关。从 60年代最后两年开始 ,美国经济遇到新的麻烦 ,失业与通胀互换或所谓“菲律浦斯规律”运作的代价越来越大 ,而到70年代上半期终于陷入“滞胀”。面对严重的经济“滞胀” ,整个 70年代宏观政策是无所适从的 ,这引起公众对政府干预的普遍怀疑。但进入 80年代以来 ,罗纳德·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弦易张 ,促成了美国经济在 80年代和 90年代两个较长周期的强劲增长 ,与此同时 ,以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方面应用技术突破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也引起企业组织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这增加了执法当局实施竞争政策的难度。面对这种变化 ,“理性原则” ,即通过对具体案例效应的好坏判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亦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 ,在对待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问题上 ,主要盯住一些巨型企业 ,而对一般中小企业 ,则不大去管。这方面从 70年代对IBM公司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讼案的判决 ,80年代对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的裁决 ,到 90年代对微软公司的指控 ,均具有代表性。其中 ,IBM公司讼案经过长达 1 1年 ( 1 969— 1 980 )的时间 ,最终被分割成几个分立的 ,彼此处于竞争状态的平衡实体 ;AT&T经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决和劝说 ,放弃了一些地方性公司 ,而微软公司讼案迄今尚未见分晓。其二是 ,对管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垄断行为标准 ,则予以放宽。这主要是适应近几十年以来的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的要求。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有二 :一个是 70年代伊斯曼·柯达公司讼案。 1 972年 ,贝克摄影公司指控柯达公司搞垄断———同时向市场投放袖珍照相机和摄影胶卷这两种产品而事先未通知它的竞争对手 ,因而为地方法院判决对柯达公司罚款 870 0万美元 ,但 1 979年联邦上诉法院予以否决 ,撤销上述判决。撤销的理由是 :一个大型企业“仅仅因为他的有效规模而获得竞争性的收益” ,就不算违反反托拉斯法 ;另一个是 80年代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杜邦公司讼案的裁决。杜邦公司曾被指控在二氧化钛市场压倒了其它企业 ,因为到1 977年 ,该公司的市场份额已有 42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 1 980年的一份裁决中认为 ,“杜邦公司的行为是与它的技术能力和市场机会相一致的” ,因此不属于破坏竞争的行为。[4 ](p .174) 据认为 ,此判例确立了一个新的反托拉斯法实施原则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不违反谢尔曼法。”[5 ](p .2 36 ) 其三是 ,加大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加强了对商业欺诈、商业贿赂行为的制裁。这方面的立法虽然可以追溯至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 ,但由于美国商业传统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商业欺诈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与此同时 ,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 ,任何商业活动要得以长期维持下去并给它的参与者带来利润 ,欺诈行为显然难以长期奏效。然而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产品的日益复杂化 ,随着现代广告手段的采用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商业中有意或无意的欺诈行为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从 70年代起 ,美国政府加强了这方面的干预力度。主要措施包括 :( 1 )不断修改原有竞争法规 ,完善对商业欺诈行为的约束。 1 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修正案 ,明确提出制止“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作法 ,”并授权该委员会可在地区法院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同一时期 ,有 48个州制定了保护消费者权宜的法案 ;( 2 )加大司法力度。 1 979年最高法院裁定 ,消费者可以根据反托拉斯法提出三倍损害赔偿 ,同时明确了“消费者受损”的标志是 :“只要消费者被剥夺了金钱 ,它的财产也就受到了损害”。与此同时 ,在制止商业贿赂方面 ,除加大限制国内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而外 ,还试图制止外贸业中的贿赂行为。1 977年通过的《禁止对外贿赂法》规定 :任何美国企业 (企业负责人、经理、雇员、代理人和股东 )为了获得或维持已有业务而向任何外国官员、政党或政治候选人支付现金或送礼 ,或允许这种做法 ,都是违法的。而任何企业违反该法 ,最高可被罚款 1 0 0万美元 ,个人可能被处以 1万美元罚款及五年以下徒刑。值得注意的是 ,从 1 99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具国际性意义。一方面 ,美国巨型企业的并购 ,受到欧盟、日本等经济实体同类企业的关注 ,比如麦道与波音合并就曾受到欧盟空中客车公司的责难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越来越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推销”其竞争政策 ,与欧盟联手倡导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由于这种努力 ,如今许多国际经济组织 ,从发达国家的“俱乐部”OECD(经合组织 )到全球最大多边贸易体制WTO ,从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都在谈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预料 ,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也面临着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挑战 ,为此须及早关注发达国家的竞争政策 ,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政策 ,因为在当今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拟订中 ,“美国因素”几乎无处不在美国竞争政策:一种纵向的透视@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系!浙江杭州310028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垄断;;公平竞争;;利益-成本法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 ,它属于法律化了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肇始于美国 ,并且在美国得到持续而广泛的实施。本文纵向考察了美国 10 0年来竞争政策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其实践 ,探讨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1)竞争政策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2 )美国竞争政策运作的特点 ;(3)竞争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①关于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目标等问题,请参阅拙著《干预市场:当代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第1~2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同属竞争政策范畴之内的企业并购与反并购问题,请参阅拙文:“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第67~71页 [1]EllisW .Hawley,Antitrust,EncyclopediaofAmericanEconomicHistory:Vol.2[M].N .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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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   《》
一. z~一一”一、‘ .、卜二爪 一.,/一~一一 洲一 户一晰一~_一-一习州尸- 图sp一几s不同粉磨时间的红外光谱 结晶完整性及对称性的破坏,si一键被切断,并使粉粒体颖粒表面带上电性,形成了末端si一键 效应1101184翻m.l波数处的吸收峰由si心键的有曲振动造成,该吸收峰随粉磨的进行不断被弱化, 72h时接近消失,衰明在粉磨过中发生了明显的晶格变形.911恤一和930cln一波数处的吸收峰对应 于si一键的对称伸缩振动。
源自: 机械力化学作用对硅酸二钙晶体结构的影响  《第九届全国水泥和混凝土化学及应用技术会议》2005
无疑,20闲? 象,后者是为了拓展省外市场,做大品牌,增强效 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前着重要加强新 闻,提高新闻节目质量,尽快使卫视新闻有大的改业务探讨 观。关键是新闻采编人员要加强学习和深人生活, 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把形式上的策划 与内容上的深度结合起来。新闻节目的策划水平和 报道效果,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的记者、编导们的 洞察力、判断力和表现力。今年不但要整体提升 《湖南新闻联播》的质量,重点抓好建党80周年的 宣传报道,而且在播出形式上还要实现新闻滚动, 年内要争取开通英语新闻。 新闻类节目之外的其他综艺类、文体类、专题 类节目的位置,不仅要在内容上符合频道定位,而 且相互之间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比例,要避免雷同, 突出频道特色。现在迫切需要我们的文体中心、社 教中心等宣传部门在节目内容上开发新的品种,在 节目形式上不断创新,着重解决老品牌不新不活, 新品种不多,不少自制栏目质量不高的问题,要发 掘、培育益智类、欣赏类、纪实类等新的节目品 种。 成立总台以后,卫视要充分利用湖南电视资 源,凡其他频道符合卫视定位和播出要求的自制栏 目和节目,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可以是首播,也可 以是重播。另外,凡不适宜在卫视制作播出但可以 在其他频道制作播出的栏目或节目(如行业合作栏 目),一律退出卫视,安排到其他频道合作,使节 目流动的渠道畅通。其他频道的节目上卫视要依据 “频道竞争,精品上星,末位淘汰,整体提升”的 方针进行调整。 3、强化品牌 抓好宣传的第三个重要环节是强化品牌,强化 品牌的核心是一抓栏目,二抓频道,三抓活动。 “一抓栏目”是通过抓好栏目的质量和品牌,抓好 节目的创新机制,不断推出明星效应和名牌效应 (如李湘与《快乐大本营》、李兵与《乡村发现》 等),这是强化品牌的基础;“二抓频道”是通过精 心策划、精心编排和规范管理,树立起频道的整体 形象和整体效应,这是强化品牌的关键;“三抓活 动”是通过精心策划、精心组织和精心制作一系列 大型活动和文艺晚会,产生轰动效应,掀起高潮, 扩大影响(如金鹰节、春节文艺晚会等)。这是强 化品牌的必要手段。当前卫视着重要解决好力保老 品牌、提升老品牌的问题。不少综艺类、谈话类和 专题类节目(如《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 《乡村发现》等),为我们争了光,赢得了荣誉,对 于这些优秀节目我们一定要力保,一定要为它们创 造一个巩固提高品牌的良好环境。此外还要尽快推 出新品种,培养新品牌。 (二)加大投入,扩大覆盖,有效拓展湖南卫 视的宣传阵地和市场空间。 要把湖南卫视做大做强,必须一手抓宣传,一 手抓覆盖,两手都要强。丢掉了覆盖,就等于丢掉 了阵地,丢掉了市场,丢掉了效益,导向功能和宣 传效果就无从谈起;反过来,扩大了覆盖,就是扩 大了阵地,拓展了市场,赢得了效益。 目前,湖南卫视已覆盖全国27家省会城市台 (含直辖市)、312家地级市台和1640家县级城市 台,全国覆盖人口超过3个亿,拥有有线用户达 8854万户。虽然覆盖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距 离新形势和改革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l、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投人不够。湖南卫视由 以前的无偿落地、对等落地为主转为有偿落地的地 方急剧增加。从总体上来看,覆盖范围正在萎缩, 要恢复到原有的覆盖范围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如 果再扩大覆盖,更是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安徽卫 视、阳光卫视的覆盖投人都在r000万以上。卫视今 年外省覆盖费用的预算为1650万元。 2、覆盖质量差,有效范围小。不少地方覆盖 质量差,图像、声音不好。另外,信号落地以后, 宣传推广没有及时跟上,观众收看不多。还有不少 地方直接插播湖南卫视的广告。在一些经济发达的 大都市和具有潜在广告源的城市,湖南卫视的覆盖 没有完全到位。 3、覆盖和经营脱节。由于体制原因与其他原 因,卫视和广告经营存在脱节的问题。 4、总台成立覆盖办以后,人员和资金投人不 够,远不能胜任扩大覆盖的需要。 因此,一定要加大对卫视覆盖的资金投人和人 员投人,尽快落实覆盖费用,切实解决覆盖存在的 上述4个问题。不仅要把境内的覆盖搞好,还要贯 彻总局关于“走出去工程”的要求,把湖南卫视送 到境外落地,首先争取在日本、香港和台湾落地。 (三)强化卫视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 益。 卫视经营管理总的思路为:开源节流,减员增 165业务探讨 效,重点开发卫视频道资源,认真盘活其他频道良 性资源,积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对外 要在做大宣传、扩大覆盖的基础上,迅速提升广告 主渠道创收,同时还要加大节目制作和对外合作、 启动艺员公司等来拓展其他创收渠道的经济收人。 1、完善制片人制,减轻栏目负担。 在第一轮以转换机制为重点的改革中,卫视推 行了以栏目生产力为中心的宣传管理体制,实行了 独立制片人制的改革。这种独立制片人制相比以前 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制片人直接支 配、管理节目生产要素(如人员、经费、设备、车 辆等),并具有一定的分配权,从而极大调动了节 目生产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 节目质量,制片人和制片人制功不可没。但是,必 须冷静、客观地看到,这种制片人制还存在着不少 弊端和漏洞,巫待完善。现行的独立制片人制是一 种生产、管理合一的机制,几乎所有的独立制片人 都由部门负责人兼任,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 节目由制片人直接负责选题、采编、制作和播出, 导致节目播出由两审变成了一审。而按规定制片人 本身只能代表初审,之后还要有部审和台审两级把 关才符合三审播出要求。事实上,制片人由于自身 利益关系,几乎不可能通过自审“枪毙”自己的节 目。对于那些政策性、政治性强的新闻类、专题 类、谈话类节目而言,这种制片人管理就存在着极 大的宣传管理漏洞和导向隐患。为了杜绝漏洞,消 除隐患,今后,卫视节目生产和管理要两条线,不 允许重叠交叉,要逐级严格管理,认真落实三审 制。 本着对国有资产高度负责的原则,台内所有的 开支应当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预算、决算制度运 作。实行独立制片人制以后,允许把节目经费的审 批权下放,也可以让制片人有一定的分配权,但是 财务与栏目之间的关系要明确,要有严格的制约、 监督机制,制片人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支费 用,按严格的财务程序操作。除了收支两条线、出 纳、会计两条线之外,制片人自己不得给自己分配 (不包括正当的业务开支),也不得给财务人员进行 分配,更不得给上级主管人员分配。决不允许以任 何名义把这些分配打人节目成本。换句话说,栏目 经费只能用于栏目的合理开支,不能转变为其他非 166 正当的开支和分配。上述三种分配不是不能拿,而 是分配的渠道和方式不对。要把它们从栏目成本中 剥离出来,由台里统一按有关政策从上往下合理分 配(如制片人的分配和奖励由部门负责,部门负责 人的分配和奖励由台里负责)。 2、对重大投入和物资设备的购买使用实行科 学论证与严格管理。 重大投人和设备购买上要科学论证,严格按程 序办事,秉公办事。要杜绝闲置浪费,损公肥私。 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循“四丢”、“四最”的原则: “四丢”就是指丢掉先人为主,丢掉门户之见,丢 掉部门利益,丢掉个人面子和个人关系;“四最” 就是首先要买最需要最好的东西,以最合理的价格 成交,要按最严谨的程序和方式跟最可靠的厂家与 公司合作。一切物资设备购买,必须按照使用部门 提交方案、主管台领导审批、物资部门采购、计财 部门审核的程序操作,重大投人必须按魏文彬同志 说的“三堂会审”。要防止台里多头对外,意见不 一致,部门之间不协调,不允许卖方拿方案、拿协 议,我方当相公的情况出现。对设备、车辆的管理 要有严格的制度。 3、精简人员机构,加速人才培养,转变工作 作风。 卫视作为一个老台,人员膨胀、机构臃肿、开 支大、包袱重、成本高、效益低,已经成为频道做 大做强的严重负担。这些问题如不能尽快得到改 善,用不了多长时间,卫视就会被拖垮,哪里还谈 得上做大做强。因此,台里要逐步减员增效,精简 机构,改革人事用工制度。大幅度裁减临时工;长 期不在岗的人员首先减;严格进人制度,切实实行 招聘安排;除了特殊人才之外,一律不得再进正式 员工。子女安排也不再作为正式员工进台,一律实 行全员聘用制;改革用工制度,实行定岗定编,竞 聘上岗,协议上岗;下决心成建制地精简机构;坚 持落实离退休制度。 近年来,湖南卫视造就和培养了一支能打硬 仗、善于创新的人才队伍,但作为频道的发展而 言,卫视的人才结构还不很合理,仍然需要培养一 大批高素质的宣传人才、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市 场营销人才,同时要全面提高现有干部职工的政治 和业务素质。湖南卫视还急需培养一批年青有后劲的名主持人、名记者、名编导、名策划和名制片 人。这是能否把湖南卫视做大做强的至关重要的一 个方面。 另外,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转变干部作风,强化管理部门的服务 意识,改变散、懒的工作作风,做到勤政廉政,真 抓实干。 4、加强协调,积极主动与广告总公司合作。 经营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一定要加强协 调、沟通,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尤其是要积极主 动与广告总公司加强合作。目前卫视的广告经营还 存在着与媒体的节目脱节、覆盖脱节、播出脱节等 问题。广告经营不善、不强确实是目前卫视做大做 强的一条短腿。为此,总台和卫视的有关部门、有 关栏目,如覆盖办、总编室、财务中心、节目营销 中心和所有宣传部门、栏目,要积极主动与广告总 公司密切联系、及时配合,要安排专人负责,实行 一月一次的定期会商制度。 (原载《潇湘声屏》2001第5期)
源自:   《》
圈2康尔比为的.5产物的’hnmr谱圈 理论上(ihnmr分析),甘油单元一ch一oh的酷化度最大为20%,而一ch:一oh的酷化度最大为80%,实际测出的数值都低于理论最大值,这是由于分子链对一oh的包埋效应引起的;此外,每种产物甘油单元一ch:一oh的醋化度都比一ch一oh的醋化度更接近理论最大值,这是由于一ch一上一oh在反应过程中受到的位阻较大以及分子链对其较强的包埋效应引起的反应活性大大降低的缘故。
源自: 聚酯型可降解生物弹性体的制备、表征及体外降解性能...  《2004年国际橡胶会议》2004
因~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万‘一‘“一此,实际上该确定项就是产生光频的瞬时移动-一chirp效应的原因。
源自: 超高速调制下DSM—LD动态特性的研究  《光通信研究》1989年02期
一心-焊欣4h内.口一焊后7d内一吉一焊后1个月昭︸洲g赵农葵由沂一70一60一50一0一0一0一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小拉片中心距焊缝中心距离 图1对接焊缝抗拉强度(mlc焊)铝合金特种桥梁概率设计法分项系数研究289 实际结构中各种荷载效应绝对值的变化幅度较大,而可变荷载效应平均值与永久荷载效应平均值之比p二产sq/产‘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所以,可以按相对值尸分析归纳可靠指标。
源自: 铝合金特种桥梁概率设计法分项系数研究  《中国公路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2005
因此,根据 孔隙率指标可以确定 最优的喷涂工艺参数为: 2石 2 15 l 0 .5 一1 一ts ~一劝卜~ ~刊‘.一 伟︸‘ji叹j八u l0 ︵享︶创群g铸舞韶 ︵目d国︶侧搔侧燃如织 因素水平 喷涂电流(a)叫.‘-喷涂电压(u) 雾化空气压力(mpa)~‘.一‘喷涂距离(rnnl) 一0万 一1 一刁卜一 -刁卜- 喷涂电流(a)一.卜-喷涂电压(u) 雾化空气压力(mpa)州.一喷涂距离(mm) 图1结合强度效应与因素水平关系图图2孔隙率效应与因素水平关系图 无撰几l,。
源自: 电弧喷涂铝涂层工艺参数优化和涂层结构分析  《山东石油学会第三届腐蚀与防护技术学术交流会》2005
2考虑二阶效应的结构分析方法 -_二阶效应是指结构变形对力的效应,如结构水平位移对竖向力的效应(尸一△效应),杆件挠度对轴力作用的效应(尸一万效应),杆件伸长或缩短产生的效应,弯曲使弦长减小的效应以及初始弯曲、初始倾斜产生的效应等【j j。
源自: 钢框架结构的二阶效应分析  《第十届全国结构工程学术会议》2001
一_一、‘一二认一__、一,犷卜、一结果’与讨一论 一、从jha对幼虫发育历期的影响看玉米螟幼虫对jha的敏感期 在用jh一738所做的试验中已初步观察到,jha在玉米螟幼虫发育的任何龄期施与,都有一定的效应,不过随处理龄期不同效应有差异。
源自: 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G...  《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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