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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闲灾实钠笠导洹肮材薄奔按笃笠敌形?,但却不排斥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垄断力量的聚集。正由于这一漏洞 ,在该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 1 0年时间内 ,美国的托拉斯不是变少了 ,而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其三是 ,没有授权专门的机构来受理对妨碍贸易行为的起诉。由于将该法案的实施与一般民事法实施混在一起 ,因而在实施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对这样一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案来说 ,关于它所确定的某些原则的解释 ,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上述缺陷或漏洞 ,是在后来的长期司法实践中逐步被发现并得以补充完善的。但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的竞争政策法律体系框架 ,渐趋形成及完善起来。在这一框架形成过程中 ,1 91 4年通过的两部法案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部是《克莱顿法》(ClaytonAct,1 91 4)。其宗旨在于“防止垄断力量的积聚而非解散已经形成的垄断集团”[3](p .40 4) 。其主要条款有四 :( 1 )反对“有利于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的商品销售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和歧视行为 ;( 2 )禁止“搭配销售”(tie in)和约束买主的协定 ,这包括不允许要求卖主在经营自己商品的同时排除其竞争对手的商品 ;( 3 )禁止为减少竞争而买入竞争对手的股票 ;( 4)宣布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属于妨碍贸易的垄断组织。由于《克莱顿法》的通过 ,可以认为 ,早在“一战”之前 ,美国竞争政策实际上已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 :( 1 )关于企业反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 ;( 2 )关于企业之“限制性商业活动”(restrictivetradeprac tice) ;( 3 )企业间共谋 (conspiracy)。一般认为 ,这三项内容 ,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政策所包括的基本内容。第二部法案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TradeCommissionAct,1 91 4)。其主旨虽在于设立一个专门机构 ,来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但该法案同时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于商业活动中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法” ,均应“宣布为非法”。从而为竞争政策的实施开辟了广阔的空间[4 ](p.36 ) 。继上述法案之后 ,在 2 0世纪 3 0年代和 50年代 ,美国国会又出台了数部新的竞争政策法规 ,旨在对前三个法案进行增补和修正。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修正性法案有四项 :( 1 ) 1 93 6年颁布的《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 PatmanAct,1 93 6) ,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 ,详细列举了应予取缔的价格歧视行为。 ( 2 ) 1 93 7年的《米勒—泰丁斯法》(Miller Tyd ingsAct,1 93 7) ,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 ,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 ( 3 )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Wheeler LeaAct,1 93 8) ,禁止企业登载虚假广告 ,尤其是食品、药品、设备及化妆品方面的虚假广告。该法案对虚假广告的定义是 :“在实质上足以引起人们误解”的广告。 ( 4) 1 950年的《瑟勒—克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1 950 ) ,扩大了对企业兼并的限制。然而 ,上述法案仅仅是维护一般商业活动中竞争环境的法规 ,而差不多在这同期 ,美国还制定了一些约束具有行业性垄断特征行为的专门法案。这包括 1 92 0年的《运输法令》和 1 93 5年颁布的《公用事业控股法》。前者经多次修订 ,成为节制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运输业中垄断的有力武器 ,后者则对公用事业中的行业垄断行为形成某种威慑。二、实施竞争政策的权力机构及其运作特点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由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共同负责。在司法当局那里 ,具体负责竞争政策法规实施的机构是司法部下的“反托拉斯局”(Anti-trustDivision) ,它是根据美国国会在 1 90 3年的一项授权法案而设立的。这是一个“高度分立的专业化和官僚化的机构 ,由一群接受过反托拉斯法和反托拉斯经济学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充任”[1](p .777) 。主要负责司法程序所涉及的对违法企业的查处 ,受理有违竞争法规的上诉案件 ,并有权解释反托拉斯法。在行政当局那里 ,竞争政策的实施则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管理与实施机构 ,由五名成员组成 ,均由总统任命 ,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任期 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由两个工作机构组成 :一个是“竞争局”(BureauofCompetition) ,另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局 (BureauofConsumerProtection)。其中前者负责竞争政策法规的实施 ,后者负责对那些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提出诉讼。竞争政策的实施 ,主要由“竞争局”负责。就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所用手段和程序而言 ,司法当局的反托拉斯司的工作要简明的多 ,它主要以维护各种反托拉斯法为己任 ,通过法院系统裁决。与司法当局相比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方面 ,起的作用更大 ,工作程序更为复杂。不仅如此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组织的不断变化和反竞争性商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 ,其权限也不断得到扩充。比如 ,按照 1 91 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其职责主要有二 :其一是 ,搜集和编纂情报资料 ,调查商业组织和商业机构的活动 ;其二是 ,作为一个准司法机构来行使职权。它可以凭借有关调查 ,比照有关法案 ,就某种限制性贸易行为或妨碍贸易的行为作出法与非法之评判。还可以发布命令 ,禁止某些有损公平竞争的商业行为。但在后来 ,其权限逐步扩展至许多方面 ,甚至包括制定行业商业规则。这种权限的扩展 ,主要是通过对有关法规的解释达到的。比如 ,从 1 963年起 ,它以使《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关于“不正当的竞争或欺骗性的做法”之具体化为由 ,颁布了第一部“贸易管理规则”(traderegulationrule) ,由于有人怀疑它是否有此权力的诉讼为上诉法院所驳回 ,使这一权限合法化。而 1 975年通过的《麦格纳森 -莫斯担保法》(Magnuson -MossWarrantyAct,1 975,又称“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 ,则正式赋予该机构上述权限。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 ,法律对反竞争行为的界定比较含糊 ,这留给司法行政当局充分的活动空间。具体来说 ,虽然有关法案宣布“限制贸易”、“垄断商业”的行为为非法 ,但却不对这些行为以具体的界定 ,而将解释权留给司法当局和行政执法机构。正由于这种原因 ,法院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具体案例的判决条文“对竞争政策的实际内容”有着巨大的影响[1](p .778) 。比如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问世的最初 2 0多年中 ,司法当局曾将所有限制贸易的协议判为非法和约 ,但在 1 91 1年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两项案子时 ,却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宣布法院可以鉴别限制贸易的具体和约是否合理 ,只认定“非合理之协定”为非法。据认为 ,由于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美国司法当局在1 91 1年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 ,所坚持的行为准则是 :“禁止反竞争的市场行为 (如运用削价排除竞争对手、企业合并及价格确定 ) ,而不禁止垄断本身的存在”[5 ](p .2 36 ) 。但 1 945年对美国铝业公司案件的裁决 ,又对上述法规作了新的解释 ,法院首次认定 ,“不管业务合理与否 ,实际的垄断就是非法” ;“控制一个工业部门业务活动的 90 % ,肯定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即便控制 60 % ,也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6 ](p .5 6 5 ) 。然而到了 70年代 ,这种解释又出现反复。 1 972年在审理伊斯曼 -柯达公司的讼案和 1 97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杜邦公司的裁决确定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 ,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5 ](p .2 36 ) 。另一个特点是 ,行政当局对竞争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 ,行政当局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提请国会不断修订已有法规。比如《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本身就是应当时的行政当局———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要求提出并通过的。时在“一战”前夕 ,美国托拉斯泛滥 ,严重威胁着市场的公平环境 ,这引发了美国政界围绕维护自由竞争或容忍托拉斯不受限制发展问题的一场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 ,以主张自由竞争著称的威尔逊总统获胜 ,力主通过了上述两个重要竞争法规。由于这两个法规的引入 ,大大强化了竞争政策维护自由竞争的立场。相比之下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通过的《罗宾逊—帕特曼法》( 1 93 6年 ) ,则大为软化了反托拉斯与反垄断立场 ,这也与当时行政当局的主张密不可分。当时正值“大萧条”后经济恢复时期 ,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出于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考虑 ,容忍某些反竞争的商业行为。这两个法案所持竞争政策立场一紧一松 ,恰成对照。另一方面 ,行政当局所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竞争政策所持态度 ,直接影响着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 ,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期间 ( 1 93 3— 1 93 6年 ) ,就曾通过总统法暂时中止了反托拉斯法的执行 ,鼓励企业建立垄断价格的卡特尔组织。而在里查德·尼克松执政时期 ,还曾出现过一种“不经过诉讼而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协商”来解决企业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的做法[6 ](p .786 ) 。致使反托拉斯法的威慑力减弱。但到了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背弃政府积极干预而更多地倾向于自由放任一边 ,因而强调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 ,其直接影响是竞争政策的抽紧。这方面 ,1 98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解散全球第一大电讯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正由于以上两个特点 ,美国的反托拉斯及一系列竞争政策法规 ,在实施中更带有政府政策的鲜明特征———受政府政策选择偏好的影响。三、美国竞争政策 :一个世纪的实践1 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标志着一种法律化了的竞争政策的产生 ,由此开始了竞争政策的实施 ,到 2 0世纪结束 ,恰好 1 1 0年时间。一百多年以来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末于“二战”结束后的 50年代初 ,这是竞争政策实施的极不稳定时期。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 3 0年代经济大萧条 ,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一再受动荡所打断 ,与这种动荡的社会经济史背景相一致的是 ,美国竞争政策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时而为非常局势或临时性宏观政策所打断。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曾经掀起过两个高潮 ,同时亦曾三次被暂时搁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一战”之前的十几年间。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的头几年间 ,竞争政策事实上形同虚设 ,从 1 890年到 1 90 0年 ,反托拉斯法既未能遏止 1 9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美国企业兼并浪潮 ,也未能制止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其结果是 ,到 2 0世纪头几年 ,美国工商业中垄断活动更为猖獗。有研究揭示 ,在 1 90 4年积极活动的 3 1 8家大工业托拉斯中 ,除了 2 3家之外 ,其余都是在反托法颁布之后组成的[6 ](p .5 6 5 ) 。托拉斯的垄断活动引起公众的反感情绪日渐增强 ,迫使美国行政当局采取措施。第一个认真实施反托拉斯法的行政当局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 ( 1 90 1—1 90 9年 )。在罗斯福的两届任期内 ,行政当局调查并起诉到法院的违法案件共 42起 ,而在此之前的1 1年时间内 ,一共只有 1 8起 ,其中大部分为地区行政法院所象征性地予以处理 ,仅有 2— 3起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有关条款 ,处以当事企业对受害方以三倍之赔偿。罗斯福政府对待垄断企业的态度也是强硬的 ,在他任内 ,行政当局运用反托拉斯法解散了几家大的垄断企业 ,迫使企业间共谋价格、分割市场的行为大为收敛。到罗斯福政府末期 ,“反托拉斯已成为联邦官僚体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正由于这种原因 ,美国经济史家将罗斯福时期视为美国真正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分水岭”。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待大型垄断企业的态度 ,他并非一概否定大型垄断性企业。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联合的时代 ,任何阻止联合的努力将是无用的 ,而且最终将走上邪路 ,因为它将破坏效率 ,引起无目的的政府干预。因此 ,他的政府力图在垄断企业间分出“好的联合”与“坏的联合”[1](p.775 ) 。继罗斯福之后 ,连续两任总统均对竞争政策的实施持积极态度。一任是塔夫脱 ,在他的四年任内 ( 1 90 9—1 91 3年 ) ,行政当局共提出了 52起诉案 ,其中 2 6起发生在 1 91 2年。另一任是威尔逊( 1 91 3— 1 92 1年 ) ,在他任内的和平时期 ,一共调查和起诉了 95起案件。不仅如此 ,比起谢尔曼法颁布以来的历任总统来 ,威尔逊受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 ,他的顾问班子包括了约翰·贝茨·克拉克 (J.B .Clark ,1 847—1 93 8)和路易·布兰德伊斯 (LouisBrandeis)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与罗斯福不同 ,威尔逊主张为恢复竞争而制定一视同仁的法律 ,并相信垄断企业的过度发展已经破坏了美国企业的自由环境 ,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 ,就能恢复旧的竞争环境。正是出于此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Freedom)的信仰 ,威尔逊任内除积极地限制反托拉斯等垄断形式而外 ,还积极致力于完善竞争政策的法律。这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在 1 91 4年制定与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前者使行政当局得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付反竞争的企业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后者则进一步加强了竞争的政策法律体系。第二个高潮掀起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的 3 0年代末 40年代初。在威尔逊执政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 ,美国行政当局将越来越多的精力花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自己的工作尚无所适从 ,常常与联邦法院处于争执状态。因此而对垄断企业的调查与反竞争行为的查处渐次减少。而随着 1 91 7年美国的参战和战时经济管制计划的全面启动 ,联邦政府正式停止了反托拉斯举动 ,次年即 1 91 8年 ,国会通过一项新法令 ,(即《韦博—波米里恩法》—Webb PomereneAct,1 91 8) ,放宽了对垄断企业的限制 ,在出口方面允许联合和企业合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断竞争政策的实施。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立即恢复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但在整个 2 0年代 ,部分地由于美国公众对垄断企业态度的变化 ,政府受到的压力较小 ,部分地由于战时管制经济对反托法实施搁置的“惯性” ,反托拉斯法因而竞争政策的实施处于另一种形同虚设的地步。由于竞争政策形同虚设 ,垄断企业的财势再次迅速膨胀。到 1 93 0年 ,2 0 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美国非银行财产总额的 3 8% ,获得的收入占非银行总收入的 43 .3 % ,而这些公司仅为 2 0 0 0个私人控制[1](p .774) 。即使这种形同虚设的反托拉斯政策 ,也未能免于大萧条的冲击。大萧条中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 1 93 3年颁布的“新政”重要法令之一《全国产业复兴法》 ,首先宣布暂停实施反托拉斯法。在此后两年内 ,行政当局一改以往反垄断的立场转而扶植垄断 ,即建立政府支持的卡特尔产业组织体制。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在各工业部门制定的“公平竞争法” ,实际上成了保护卡特尔组织利益的工具 ,中小业主及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类法规下 ,过去反托拉斯法认定非法的价格协定实际上都合法化了。然而 ,随着 1 93 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及“新政”第一阶段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重新得到实施。而 1 93 7— 1 93 8年的经济再次衰退 ,则促成了 1 93 8年开始的对垄断企业的大规模调查和战前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高潮的到来。这次高潮主要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一个是“新政”对自由市场竞争的扭曲。由于“新政”采取鼓励卡特尔联合的态度 ,结果许多州政府纷纷效仿 ,试图通过扶持垄断的、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立法 ,来帮助工商企业 ,比如 ,允许制造商与销售商签定有关最低价格的协定。这种做法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 ;另一个是 1 93 7年至 1 93 8年的经济萧条。“新政”通过巨额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摆脱了大萧条 ,但只过了几年时间 ,美国经济又跌入新的萧条之中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信此次萧条主要是由于市场垄断所造成 ,由于卡特尔、托拉斯 (联合公司 )之间大多订有维持最低价格的协定 ,使得价格缺乏弹性 ,价格起不到传递市场需求状况信息的应有作用 ,从而使生产过剩加剧 ,导致了新的衰退。此次反垄断行动由两个内容组成 :一个是对垄断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由半官方的“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TemporaryNationalEco nomicCommittee)进行 ,持续了三年多时间。调查报告认为 ,“新政”期间的工商业政策加强了经济力量的集中。另一个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改以往对经济力量集中听之任之的态度 ,处理了众多的反托拉斯企业。在三年半时间内 ,多达 1 77件讼案得到受理 ,这相当于此前反托拉斯法问世以来近半个世纪内所受理讼案总数的一半 ,这些反托拉斯讼案主要涉及石油、冶金、汽车及电影拍摄等产业 ,同时还遏制了专利侵权、盗版等活动。此次反垄断高潮之声势 ,不亚于塔夫脱政府时期的反托拉斯活动 ,被认为是“从未有过的一次试图将它 [即反托法 ]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工具的尝试”。[1](p .780 ) 但与“一战”前的那次高潮一样 ,好景不长 ,1 942年之后 ,随着二战的扩大和美国参战 ,美国经济经历了又一次战时管制 ,反托拉斯法再次被中断实施。然而 ,随着战争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立即得到恢复。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工作恢复到二战前 40年代初的状况 ,在战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 ,调查与审理了 1 57宗违反竞争法规讼案。与此同时 ,战前 3 0年代受到削弱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维护市场竞争方面也恢复了以往的活力。这样 ,使得 3 0年代初恢复的较为强硬的竞争政策 ,重新得以延续。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 50年代中期 ,末于 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教义 ,构建所谓“混合经济”体制 ,进行“需求管理”的主要年份。虽然1 946年《就业法》的出台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得到美国法律认可 ,因为该法律将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之责任置于联邦政府肩上 ,但笔者考察[7](pp.10 6 - 115 ) 表明 ,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重构宏观经济体制及宏观管理系统的时间 ,应不早于 1 947年 ,而“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 (如财政“内在稳定器”等等 )之造就 ,则应该是 50年代初的事。由此可以认为 ,正是在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基本到位的情况下 ,竞争政策的调整方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点应该能够解释如下史实 :美国宏观体制与政策的改弦易张始于战后初期 ,而竞争政策的调整何以滞后到 50年代中期才得以进行。从 5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中期 ,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 :一改以往惩罚为主的做法 ,而变为以防范为主。具体做法有三 :其一是 ,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广泛沟通 ,取得各产业协会的支持 ,劝说垄断企业放弃某些反竞争做法。自 50年代中期始 ,联邦贸易委员会广泛利用“自愿程序”、“贸易实践会议”(trade practiceconferences)和“信息交换”等形式 ,劝戒企业放弃反竞争行为。其二是 ,建立专门机构 ,就竞争政策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指导 ,这始于 60年代初。1 96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产业指导局”(BureauofIndustryGuidance) ,开始向企业及公众就竞争政策方面的知识提供正式咨询 ,并向企业提供建议。其三是 ,制定法规 ,防止垄断的产生。这主要是通过限制企业并购 (M&A)进行的。客观地来讲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半个多世纪中 ,美国竞争政策的基本趋向是反垄断而不反企业并购 ,然而后来的事实一再表明 ,如果仅仅制止垄断而不从源头即垄断产生的主要途径上予以限制 ,则难以有效遏制垄断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 ,早在 2 0年代 ,美国司法当局就曾试图运用《克莱顿法》的有关条款限制企业并购 ,但只是到了战后 ,当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威胁到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时 ,美国政府才考虑修改有关法案 ,限制企业并购 ,时在 1 950年。该年国会通过《塞勒—凯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 ,对《克莱顿法》作了修改 ,确认如下原则 :一家公司握有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并由此削弱了竞争 ,应视为非法。据认为 ,这是明确的反企业并购法案。正是按照这个修正法案 ,杜邦公司不得不出让其所作握有的通用汽车公司 2 3 %的股份。竞争政策实施的第三个阶段始于 70年代中期 ,目前尚未见分晓。这个阶段的特征是 ,竞争政策立场游移不定 ,时紧时松 ,但总的趋向之一是 ,在实施具体法规中 ,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判断” ,而减少了“死扣规则”的做法。竞争政策游移不定的原因显然与经济形势有关。从 60年代最后两年开始 ,美国经济遇到新的麻烦 ,失业与通胀互换或所谓“菲律浦斯规律”运作的代价越来越大 ,而到70年代上半期终于陷入“滞胀”。面对严重的经济“滞胀” ,整个 70年代宏观政策是无所适从的 ,这引起公众对政府干预的普遍怀疑。但进入 80年代以来 ,罗纳德·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弦易张 ,促成了美国经济在 80年代和 90年代两个较长周期的强劲增长 ,与此同时 ,以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方面应用技术突破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也引起企业组织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这增加了执法当局实施竞争政策的难度。面对这种变化 ,“理性原则” ,即通过对具体案例效应的好坏判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亦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 ,在对待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问题上 ,主要盯住一些巨型企业 ,而对一般中小企业 ,则不大去管。这方面从 70年代对IBM公司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讼案的判决 ,80年代对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的裁决 ,到 90年代对微软公司的指控 ,均具有代表性。其中 ,IBM公司讼案经过长达 1 1年 ( 1 969— 1 980 )的时间 ,最终被分割成几个分立的 ,彼此处于竞争状态的平衡实体 ;AT&T经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决和劝说 ,放弃了一些地方性公司 ,而微软公司讼案迄今尚未见分晓。其二是 ,对管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垄断行为标准 ,则予以放宽。这主要是适应近几十年以来的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的要求。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有二 :一个是 70年代伊斯曼·柯达公司讼案。 1 972年 ,贝克摄影公司指控柯达公司搞垄断———同时向市场投放袖珍照相机和摄影胶卷这两种产品而事先未通知它的竞争对手 ,因而为地方法院判决对柯达公司罚款 870 0万美元 ,但 1 979年联邦上诉法院予以否决 ,撤销上述判决。撤销的理由是 :一个大型企业“仅仅因为他的有效规模而获得竞争性的收益” ,就不算违反反托拉斯法 ;另一个是 80年代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杜邦公司讼案的裁决。杜邦公司曾被指控在二氧化钛市场压倒了其它企业 ,因为到1 977年 ,该公司的市场份额已有 42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 1 980年的一份裁决中认为 ,“杜邦公司的行为是与它的技术能力和市场机会相一致的” ,因此不属于破坏竞争的行为。[4 ](p .174) 据认为 ,此判例确立了一个新的反托拉斯法实施原则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不违反谢尔曼法。”[5 ](p .2 36 ) 其三是 ,加大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加强了对商业欺诈、商业贿赂行为的制裁。这方面的立法虽然可以追溯至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 ,但由于美国商业传统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商业欺诈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与此同时 ,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 ,任何商业活动要得以长期维持下去并给它的参与者带来利润 ,欺诈行为显然难以长期奏效。然而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产品的日益复杂化 ,随着现代广告手段的采用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商业中有意或无意的欺诈行为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从 70年代起 ,美国政府加强了这方面的干预力度。主要措施包括 :( 1 )不断修改原有竞争法规 ,完善对商业欺诈行为的约束。 1 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修正案 ,明确提出制止“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作法 ,”并授权该委员会可在地区法院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同一时期 ,有 48个州制定了保护消费者权宜的法案 ;( 2 )加大司法力度。 1 979年最高法院裁定 ,消费者可以根据反托拉斯法提出三倍损害赔偿 ,同时明确了“消费者受损”的标志是 :“只要消费者被剥夺了金钱 ,它的财产也就受到了损害”。与此同时 ,在制止商业贿赂方面 ,除加大限制国内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而外 ,还试图制止外贸业中的贿赂行为。1 977年通过的《禁止对外贿赂法》规定 :任何美国企业 (企业负责人、经理、雇员、代理人和股东 )为了获得或维持已有业务而向任何外国官员、政党或政治候选人支付现金或送礼 ,或允许这种做法 ,都是违法的。而任何企业违反该法 ,最高可被罚款 1 0 0万美元 ,个人可能被处以 1万美元罚款及五年以下徒刑。值得注意的是 ,从 1 99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具国际性意义。一方面 ,美国巨型企业的并购 ,受到欧盟、日本等经济实体同类企业的关注 ,比如麦道与波音合并就曾受到欧盟空中客车公司的责难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越来越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推销”其竞争政策 ,与欧盟联手倡导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由于这种努力 ,如今许多国际经济组织 ,从发达国家的“俱乐部”OECD(经合组织 )到全球最大多边贸易体制WTO ,从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都在谈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预料 ,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也面临着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挑战 ,为此须及早关注发达国家的竞争政策 ,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政策 ,因为在当今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拟订中 ,“美国因素”几乎无处不在美国竞争政策:一种纵向的透视@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系!浙江杭州310028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垄断;;公平竞争;;利益-成本法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 ,它属于法律化了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肇始于美国 ,并且在美国得到持续而广泛的实施。本文纵向考察了美国 10 0年来竞争政策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其实践 ,探讨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1)竞争政策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2 )美国竞争政策运作的特点 ;(3)竞争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①关于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目标等问题,请参阅拙著《干预市场:当代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第1~2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同属竞争政策范畴之内的企业并购与反并购问题,请参阅拙文:“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第67~71页 [1]EllisW .Hawley,Antitrust,EncyclopediaofAmericanEconomicHistory:Vol.2[M].N .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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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   《》
相比而言,中资言潮闾峒埃骸按笤荚诿髂┣宄酰硭孀琶窦渥诮檀烁仕啵⒊晌钡氐囊恢置窦渌党难问健罹怼!礁呋实墼丁逭榘旄鞯孛窦渥诮蹋游髯呃鹊钠г杜┐迥宋芊绺郏敝料执迫渫酥帘簧衬瓯诎У亩鼗拖兀杂心罹砘疃拇嬖凇!雹鼙疚募炊陨鲜鼋崧圩霾钩渌得鳎胖靥该髑迕窦渥诮掏仕嗟哪罹砗捅矸⒄沟墓叵怠#ㄒ?明代民间宗教室卷何时传人甘肃地区,现在尚未查到直接的记载,只能依据有关资料做推论。三十年代初在宁夏发现了抄本《销释真空宝卷》,据说它是同宋元刻的藏经同时发现,曾被误认为是宋元抄本。⑤喻松青《销释真空宝卷考辨》一文③通过卷中所述编者法系的考证,指出这本宝卷是罗教传人西北地区一支的传人印宗(俗姓李,名元,陕西人)所著,写作时间约在万历后期。卷中称“有印宗度徒弟进求如意,说陕西有万逢烧火寻真”,这位陕西人万逢是此卷编者印宗的徒弟。明代陕西行省的辖区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部宝卷应是经过今甘肃东部传人宁夏的,因此可推论罗教同时传人甘肃地区,并把宣卷和宝卷带过去。这一推论还有一点旁证:周绍良先生向笔者介绍,他曾过目明末由肃藩出资刊印的“五部六册”,现在这些宝卷的下落不详。“五部六册”初刊于明正德四年(1509)。据清初罗教派下灵山正派的宝卷《三祖行脚因由宝卷·山东初步》中载:“五部六册”的出版,得到太临张永和魏国公。党尚书的支持,并推荐给正德皇帝“御览”:“五部宝卷开造印版,御制龙牌助五部经文,颂行天下,不得阻挡”①。此虽为教内传说,但明中叶以后大量的民间宗教宝卷由后妃太监王公贵族出资。皇家内经厂刻印,却是事实。因此,肃藩出资刊印,“五部六册”也不无可能,肃藩始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为朱元津第十四子朱校。直至崇帧十六年(1643)李自成义军攻占兰州,前后二百年间代有继嗣押该印“五部六册”的时间,大概与上述罗教和《销释真空宝卷》传人时间相近,是万历以后的事。能直接说明民间宗教和宝卷在甘肃存在和传播的是笔者发现的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刊于张掖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③。写刻本,卷未刻有“题识”: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吉旦板桥仙姑庙住持经守卷板太子少保振武将军孙施刊交部俊诠同知金城谢座编辑将军府椽书张掖陈清书写刻字凉州罗友义王蟑福建颇顺贵甘州韩文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由甘肃人编写、讲述甘肃故事并在甘肃刻印的宝卷,可据以说明早期甘肃念卷和宝卷的情况。(一)这是一部在河西地区活动的民间宗教的宝卷,编者是甘肃人。卷中所述的平天仙姑是世代相传并为张掖地区民众普通信仰的一位女神,《甘州府志》“人物”(下)“仙释”载女神的传说,“汉仙姑,未详姓氏,张掖河(今称黑河)北人。修道合黎山(山在今张掖市西北),见黑河横溢,誓愿建桥一座,以济居民。言日:‘桥成即我成道日也。’未几,身投水中,起坐片木至今庙处泊焉。经数日驾鸟不侵,香闻数里。土人埋之,得铁片‘平天仙姑’字,共立为庙。”“霍嫖姚西征,迫于虏,抵黑水,遇浮桥退渡,迫至者俱陷,见仙姑空中。后夷人焚庙,穹庐瘟疫,乃为重修以忏。迄祈祷灵验,户皆尸祝。西夏王尊称贤觉至光菩萨,乾伤七年李仁孝敕云:‘哀怨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大悲兴建此桥。’即指仙姑灵也。”④乾枯七年(即南宋淳照三年,1176年)西夏王仁宗李仁孝《黑河建桥敕碑》碑文尚存产《敕封平天仙姑宝卷》便进述这位仙姑修行,得道、建桥、显灵、惩恶扬善等事迹。明代后期直到清康熙年间,民间宗教家编了不少颂扬民间信仰的神佛故事的宝卷,其中有些是区域性民俗文化中的神佛,如山西介休的《敕封空王佛宝卷》。o自然,在这类宝卷中,都要加进宗教教义的宣传。从表面上看,这本宝卷是在宣扬念佛修行向善:“不恋世上繁华,不贪眼前之浮尘,志心向善,念佛看经,恤孤怜寡,敬老惜贫,多行方便,永无退心。”(仙姑修行分第一)但是,其中又在宣扬某种,“大道”。“顾山老母度仙姑分第三”中写骗山老母去度脱仙姑超凡升仙,唱的〔金字经]曲说:“大道原来在无为,个中消息几人窥?甚玄微,地光辉。”接下去由细山老母讲出了这个“大道‘’的“消息”:老母说我修的连你不同,我说来你试听同与不同:我修的名四符无人无我,精与神魂与魄四符之名。有人生一心上不外四符,全只要我的道充种其中。若果能我的道充积无限,精与神魂与魄皆合其身。可以看出,这个“大道”像明代后期的许多受罗教(无为教)影响的民间宗教一样讲“无为”,而其修持方式则是继承道教内丹派修炼“内丹”。明代后期一些外佛内道的民间宗教(如黄天教)均如此。不过它们讲究炼养精、气、神,而这个“大道”则以精、神、魂、魄为“四符”,这是它的特殊之处。至于这个“大道”的名称,卷末的“回向无上佛菩提”文中说:“大哉虚皇道,开悟演真诠。救济众生苦,化现玉女言。合黎参山顶,青阳应灵源。……”因知它可能称为“虚皇道”。这个虚皇道不见其他文献记载。这本宝卷的编者谢座是金城人,即兰州人(兰州古名金城)。他熟悉宝卷这种形式,自然是教派中人。他又是一位“侯诠同知”,即候补府、州政府副职官。看来是通过捐纳买来的做官资格,又花钱到甘肃候补。这部宝卷的助刊者即振武将军孙思克,汉军正白旗人,《清史稿》卷二五五有传。(二)这部宝卷同明代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宝卷的形式相同,其演唱活动亦称“宣卷”。在这部宝卷的开始部分有“举香赞”“开经揭”“开经赞”“仙姑宝浩”,结经部分有“回向无上佛菩提”文,中间分为十九分。“仙姑近代显应分第十九”讲明代弘治到崇侦年间十多件仙姑(娘娘)显灵的事迹(主要是针对“北方挺子”的侵扰),形式为散文的叙述。其他十八分的说、唱、诵的形式同明代后期宝卷完全相同。所唱的俗曲曲牌有【上小楼】【浪淘沙」【金字经]〔黄营儿」惯云飞」[傍妆台」「哭五更〕【清江引」【罗江怨I[皂罗袍I[耍孩儿」【一剪梅」【锁南枝」【绵搭絮」【画眉序」【驻马听」【谒金门」【一江风]等。这些曲牌也是明代后期宝卷中常用的。在第十九分开头说:“仙姑娘娘的宝卷前面已宣完了,但都是些远年之事。若不把近代以来之事,向大众宣说一遍,还说我宣卷的都说的是荒唐无据的事了。大众们静坐,听我宣来”。“宣卷”指演唱宝卷。“宣”,宣扬之意。明代已有这一专称o,现代江浙吴方言区仍沿用这一名称,而甘肃河西走廊及山酉介休地区现代已改称“念卷”。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明代后期宝卷已随着民间宗教传人甘肃地区;编刊于张掖地区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说明清康熙末年河西地区已存在宣卷和宝卷,它们的传播方式和演唱形式均与内地的宣卷和宝卷相同。(二)清代甘肃民间宗教和宝卷的传播情况,由于文献中缺乏记载,难言其详。从清政府于乾隆、嘉庆年间查办大乘圆顿教(文献中作“悄悄会”)案和道光年间查办的青莲教案的档案,o及近年在漳县农村发现的一批当地龙华会三宝门使用的宝卷,可以了解到康熙以后民间宗教和宝卷在甘肃东部地区流播的一些情况。大乘圆顿教系明末号为“弓长”的人所创。该教受东大乘教和黄天教的影响。弓长编《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卷)》中称,其宗教是“古佛为相,无生为本”,“大乘为法,圆顿为教”。其修持讲究“十步修行”,“结成金丹一粒,点化众盲”。经常用的宝卷还有《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家还乡宝卷》等。这个教派在明末形成于河北地区,清初传播到西北。先由陕西传人甘肃东部的灵台县,后传到凉州府平番县(今永登县)及兰州府的河州(今定西县)、狄道州(今临挑县)、皋兰县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初,甘肃狄道州沙泥站红济桥人王伏林自称“弥勒佛下世”,在河州白塔寺树幡念经,宣称其教为“元顿教,又名红单教”,集合数千人,并谋攻打河州、兰州。清政府派兵“围剿”,杀毙444人,捕获500余人。嘉庆六年(1801)春,陕甘交界宝鸡、灵台等六县悄悄会聚众谋起事,被清政府镇压,杀死会众2000多人。嘉庆十年(1805),甘肃兰州府红水县、皋兰县地方当局发现悄悄会聚众念经活动,查获的经卷有《皇极还乡》(即《皇极金丹九莲正信还乡宝卷》)、《龙华经》(即《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合同经》等。教首石慈等人借修炼内丹“传丹”之名,奸污妇女。此案共拿获在教者137名,分别斩、绞、流、徒。嘉庆十一年(1806),安定、皋兰两县地方当局查获悄悄会,逮捕42名教徒。这次教案起出了大量的经卷和宝卷。计有:《九莲正信宝卷》(即《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家还乡宝卷》)、《皇极收圆宝卷》(又名《皇极收圆出细宝卷》)、《灵感出细宝卷》、《地狱钥匙通天宝卷》、《定劫经》(又名《定劫宝卷》)、《合同经》、《传法经》、《大乘经》、《归一经》、《十二愿》、《度常经》。《万圣朝元》、《符药样式》、《四生总忏》等。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起,经过近三十年的残酷镇压,圆顿教(悄悄会)的活动被压制下去了,但是三十年后青莲教又传人甘肃。青莲教源于清初黄德辉所创先天道(又称金丹道),道光初年改名为青莲教。它以湖北武昌为中心,向全国各地传播。其道首之一李一玩负责四)!;、陕西、甘肃教区。道光M十四年(184)李派夏长春、毛智源携带《斗女宫普度规条》、《灵犀玉现漩经》等赴甘肃传道。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甘肃皋兰县当局查获夏长春、毛智源及他们发展的会众多人,及《金丹口诀》《斗牛宫普度规条》等经卷。这一民间教派虽不断遭到清政府镇压,但在同治、光绪间已流向全国,继之而起的一贯道等承其道统。1992年7月甘肃漳县陈俊峰等人,在漳县遮阳山一个山洞中发现一木箱抄本宝卷,可辨识者八部:l、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2、佛说赴命皈根还乡宝卷3、法舢普渡地华结果尊经4、还宗佛法身出细普贤经5、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6、rt世无为宝卷7、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8、普静如来钥匙宝卷1992年11月又在漳、阳县交界的山村中发现六部清康熙初年刊印的宝卷(一种与上重复):9、古佛无生玉华结果尊经10、i花聚顶性华结果尊经11、五气朝元命华结果尊经12、莲芯生三皇了仪观音经13、蕴空盼婴儿思乡圣母经1996年又发现一种清初刊宝卷:14、古佛天真收国结果龙华宝忏以上宝卷据陈俊峰《有关东大乘教的重要发现》一文介绍。o这批宝卷中l--4、9----13共八种是新发现的孤本。发现者介绍,这是当地一个叫“龙华会三宝门”的教派所用的宝卷,这个教派直到五十年代初期仍有活动。上述宝卷中属大乘圆顿教的宝卷有六种(3、7、9、10、11、14),估计这个龙华会三室门和清政府查办的悄悄会同属大乘圆顿教派下的教派,它们活动的地区相近。以上材料说明,在甘肃东部地区自清初直到现代都有民间宗教的活动,它们都以宣卷为布道活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只能使民间宗教的活动转人隐蔽,或转到河西地区去找避风港。所以,光绪三年(1877)陕甘总督左宗棠发布《严禁邪教告示》说:“……为出示晓谕严禁事、照得边民生长道荒,鲜明义理,易为邪教迷惑。一被匪徒煽诱,告以结会念经,可求福销罪,则为其散动,相率归依。”“告示”中还列出“大清律例”有关条文作严惩的警告产因为当代在甘肃东部地区没有发现宝卷流传,有的研究者便据此提出:如果说河西宝卷是从内地传人的话,为什么跳过了东部地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说明,如上文所述,明末以后直至近现代甘肃东部地区仍存在有民间宗教的宝卷和宣卷活动,只是没有脱离民间宗教而成为民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因此,随着这些民间宗教被镇压或自然消亡,它们的宣卷活动也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在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区均存在。据笔者调查,经过清政府送次残酷镇压民间宗教之后,除了山西介休地区现代仍有民众的念卷活动(该地念卷同河西念卷极相似)、极个别现存民间教团仍保留宣卷形式外,在上述省区均不见民众宣卷和宝卷的流传了。因此,需要研究的应当是河西宝卷和念卷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依笔者之见,其一,河西地区的民间宗教躲过了清政府的镇压,民众对于依附于民间宗教活动的宣卷没有恐惧感,而这种以“拜佛”和劝善面目出现的活动,满足了民众信仰和教化的需求,易于为民众接受;其二,河西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民众的文艺活动极其贫乏,广大农村经济贫困,也难以供养外来的戏曲、曲艺班社,而念卷(它已不再唱前期宝卷中大量的俗曲曲牌,转而以念诵为主)这种简便的说唱文艺在民间易于普及。做为善行功德,一些识字的人也乐于抄传和编写宝卷。这样以来,念卷和宝卷便在河西地区发展起来,成为地域性的民俗文化活动。(三)河西地区1代民间抄传宝卷和念卷活动是集信仰、教化、娱乐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由于历史上它同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所以至今该地区正统的佛教和道教徒都不承认它是佛教或道教的宗教活动。o。下文将从目前已搜集到的宝卷文本谈它们同民间宗教的关系。据方步和、谭蝉雪、段平三位先生提供的目录,笔者删其重复,共得宝卷130余种严。它们除少量是木刻本外,都是手抄本;其年代最早的是光绪年间的版本,大量是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新抄本,也有这一时期新编的宝卷。从这些宝卷中可以看出,近现代河西地区仍存在民间教团(会道门)的宝卷。如:o《观音济度本愿真经》,木刻本,刊印年代不详。清道光年间青莲教(先天道)教首彭德源(超凡)编。初刊于道光二十年,道光以后不断在各地被翻刻。承继青莲教道统的一贯道、同善社等均传播这本宝卷,但只做读物流通,尚未见到演唱的记录;在河西地区也未发现民间抄传这部宝卷。郑振锋先生在《佛曲叙录》中曾将它同《香山宝卷》(明代前期世俗佛教的宝卷)混为一部宝卷,实际上它只是借后者讲述的中国佛教观世音菩萨妙庄王三女儿妙善出家成道故事作躯壳,而放进了截然不同的宗教内涵开当代从酒泉地区搜集到这部宝卷说明这一教派(或其支派)曾流传于河西地区。《无生老母普渡收缘真经》(又名《神圣注序真经》),1950年高台县石印本。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圣是明清以来各种民间宗教的共同特征。这本经卷显然是现代的会道门印刷的。《收圆还乡宝卷》,木刻本。“收回”“还乡”是明清民间宗教用语,指末劫时期无生老母第三次下凡召唤“皇胎儿女”,“回家认母”“归根还乡”,或称“总收圆”。此卷所属宗教不详,也可能是某本民间宗教宝卷的异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当地刻印的几种祖师传记和因果报应故事室卷:《何仙度世宝卷》(简名《何仙宝传》),兰省城内(兰州市)曹家厅会馆刊本。《天仙宝卷》(又名《七真天仙宝卷》),兰州肃寿昌刊本。《韩祖成仙宝卷》,肃州(酒泉)印经社刊本。《目连救母幽冥宝传》,建康郡(高台县)王衡录刻本。《李长青游地狱宝卷》,肃州建康郡印经社刊本。上述这五种宝卷只见刊本,没有民间的抄传本。除第五种外,其它四种也在内地多处刊印。它们实为某个民间教团(先天道或其支派)所为。据当代调查,现代河西地区有许多会道门活动,如酒泉地区的清茶会、白腊会、皇极会、雨花会、大乘会等。它们都主持或组织念卷活动产对这些民间教团参与的念卷活动,目前尚无详细的调查报告。总体来看,当代从河西地区搜集到的130余种宝卷中,属于近现代民间教团的宝卷数量不足十分之一,大量是民间抄传的宝卷。在这类宝卷中也可找到历史上民间宗教的积淀。如在张掖市花寨乡发现的民国三十年(1941)戴登科抄《仙姑宝卷》,o已残缺不全,仅存十M品。由于所述是张掖民众敬仰的“娘娘”和熟悉的传说,所以250多年后此卷仍被抄传。民众对那些宗教说词不感兴趣,卷中虽仍留有虚皇道的“四符”其名,却已语焉不详了。另一本值得注意的宝卷是《李都玉参药山经》,存光绪二十九年(1903)抄本,发现于酒泉地区。清乾隆十八年(1753)山西当局在潞安府长治县查办混元教(又名清净佛门教)案,从教主冯进京家中搜出三部经卷,其一为《李都御参药山救母出苦经》,即此卷产这本宝卷故事的来源本为一段禅宗公案,始见《五灯会元》卷五载:唐朗州刺史李翱拜见法州药山惟伊禅师,药山开始不理他,李拂袖而出。药山说:“太守何得贵耳贱目?”李回首拜谢,问:“如何是道?”药山手指上、下i李不理会。药山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又问:“如何是戒定慧?”药山说:“贫道这里无此问家具。”李莫名其妙。药山说:“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④李翱是一世俗的官史,他向药山问佛家之道和修行实践的问题。药山的回答,实际上告诉他要舍弃世俗的一切,才能如此问道问修行。这段公案,在明代罗清所编《破邪显证卷》“破邪四生受苦品第二”中便演成“李都尉参药山惧怕地狱”的说法,后来又被民间宗教家编成了“李都御参药山救母出苦”故事的宝卷。现存河西民间抄本《李都玉参药山经》,笔者未曾过目,在民间传抄中又有如何改编,不详。(四)探讨河西念卷和宝卷同明清民间宗教的关系,难度很大。不仅是文献资料的匾乏,同时还要克服观念上的束缚,因为民间宗教(特别是近现代的会道门)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学者们不愿涉猎的禁区。但是研究中国宝卷(包括河西宝卷)的发展过程,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从这一视角对河西念卷和宝卷的发展做了初步的探讨,其一,意在探明河西念卷和宝卷的来源。有的研究者提出:“河西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嫡传子孙,是活着的敦煌变文”,o所据的材料却是敦煌变文之后千余年的宝卷文本。这其间的过渡材料是什么?如果仅依据河西宝卷中有些题材见之于敦煌变文和缘起文,这不能让人信服,因为中国俗文学题材的传统性极强,一些著名故事流传的时空极其悠久、广阔。比如河西的《天仙配宝卷》,o就其故事特征来看,说它是宋元话本小说和明清戏曲的“子孙”尚可,恐怕也非“嫡传”;把它搭到一千多年前的《董永变文》上去,则着实鞭长莫及。至于河西念卷的演唱形式和仪式性的特征,则远不如明代宝卷更接近于唐代俗讲的形式,而它们之间也只是源渊的关系,而非直接的“子孙”。其二,意在明确剔除现代民间教团(会道门)宝卷,以更好地突现河西民间念卷和宝卷的民俗文化特征,说明两者的关系和区别。将它们混在一起,诸多问题便难以说清楚。可惜的是从事田野调查的人对此认识不足或有顾虑,没有正视这方面的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从中国宝卷发展的一般过程来看,都有一个从宗教室卷向民间宝卷发展的过程产河酉宝卷在什么时期完成了这一转变,还不清楚。当代河西念卷和宝卷作为地域性民俗文化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需做专门的研究,比如它同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虽然都源于明清民间宗教的宝卷,但其间的差别很清楚户就上文所提到的130余种宝卷来考察,其中半数以上是河西地区的民间创作,而不是有的研究者所说,绝大部分是“全国性的流传本”;o其中有一些同山西介休的宝卷有相同的题材,它们之间除了地缘相近,是否存在过互相影响的关系?很值得研究产河西宝卷发展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少人参与新宝卷的创作,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多遇到过这样的人物。比如方步和先生提供给笔者的《河西宝卷目录》中,便有一位念卷人和宝卷编者刘劝善,山丹县人,他改编室卷有12种。如果在调查中注意发掘和记录这方面的情况,则更有利于河西宝卷发展特征的研究。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车锡伦$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扬州225002明清民间宗教;;河西宝卷明代后期,宝卷已随着民间宗教传入甘肃地区。编刊于张掖地区的《敕封平天仙姑宣卷》说明清康熙末年河西地区存在宣卷和宝卷,它们的传播方式和演唱形式与内地的宣卷和宝卷相同。河西宝卷的来源,和敦煌变文并无直接关系,在演唱形式和仪式特征上,更近于唐代俗讲,而它们之间也只是源渊关系。河西宝卷和中国宝卷发展的一般过程一样,有一个从宗教宝卷向民间宝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河西宝卷的地域性民俗文化特征是十分明显的。①据笔者所见出版和发表主要论著有: 1、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酒泉市文化馆合编《酒泉宝卷》(上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收宝卷8种。 2、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校注部分收宝卷则种,研究 部分收《河西宝卷的调查》等论文六篇。 3、段平《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收《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等论文 12篇。 4、段平整理《河西宝卷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收宝卷11种,附《河西宝卷集 录》,著录宝卷108种。 5、段平纂集《河西宝卷续选》,出版同上,1994。收宝卷22种。 6、谭蝉雪《河西宝卷概述》,载《曲艺讲坛》(天津)第五期,1998、9。笔者对河西念卷和宝卷的了解,得力于上述著作,谨致谢意。 ②参见(日)泽因瑞穗《增补宝卷研究》(日文),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笔者《中国宝卷 概论》,载《中国宝卷研究集》,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1992。 ③见李世瑜《宝卷新研》,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四集,作家出版社,1957;又,《民间秘密宗教 与宝卷》,载《曲艺讲坛》(天津),第5期,1998、9。 ④载《明清小说研究》(南京),1990,3-4;又,收入《俗文学丛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 ⑤郑振择《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称中之为“宋或元人的抄本”(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4,下册,308页。)这是当时和后来许多研究者的看法。胡适首先指出其误,见《跋销释真 空宝卷》(载《北平图书馆刊》,五卷三号,1931,5—6)。笔者在《中国最早的宝卷》(载《中 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六卷三期,1996、9;又收入《中国宝卷研究论集》)一文中也有论 述。 ⑥载《中国文化》(北京)第十一期, 1995、 7 ⑦此卷今存清光绪元年重刊本,引文见上册,页27。 ⑧参见《明史》卷117“诸王”(二)。 ⑨此卷原为故马隅卿(廉)先生收藏,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 ⑩转引自方步和《张掖仙姑的历史意义》,载《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 (11)载《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一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12)此卷今有介休绵山云峰寺释一悟倡印本,1997。 (13)《金瓶梅词话》中有六次以“宣卷”指称演唱宝卷,如74回:“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 儿家去不是。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来,咱晚夕教他宣卷咱们听。” (14)以下有关圆顿教案参考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第十四章“明清时代的圆顿教”,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2;有关青莲教案参考庄吉发《清代青莲教的发展》,载《大陆杂志》(台湾), 1985:5。 (15)载《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9、1,页118—122。 (16) 转引自马西沙《中国民间宗教史》,页906。 (17)参见段平《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页31。 (18)方步和、谭蝉雪二位先生向笔者提供了他们搜集的河西宝卷目录。段平先生的目录即《河西宝 卷选》附《河西宝卷集录》,此目著录宝卷108种。据编者说,全部是由河酉地区搜集来的。 其实不然,其中30余种是兰州大学图书馆和该校中文系资料室收藏的宝卷,都是晚清民国年 间内地出版的木刻本或石印本,段氏在“集录”中有些未注版式的情况。这30余种宝卷除了 《佛说开宗宝卷》(木刻本)、《白虎宝卷》(石印本)两种外,均为易见的宝卷。这批宝卷可能 是五、六十年代该校从内地旧书店购人的,它们自不能称之为“河西宝卷”。编者将它们编入, 应为明显的失误。其中有些经过编者“整理”,又收入《河西宝卷选》和《续选》中。 (19)以下所举的宝卷除《仙姑宝卷》外,均据谭蝉雪《河西宝卷概述》。 (20)这部宝卷收入《酒泉宝卷》上编,编者改名为《香山宝卷》。郑振择的文章载《中国文学研究 专号》下册(上海书店影印本,1981)。关于这部宝卷为青莲教首彭德源编,详见拙文《明清 民间宗教的几种宝卷》(载《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又,王见川、林万传《“明清民间宗教教经 卷文献”初编导言》,载《新中华》(台湾)第18期(1998、9)。 (21)见同。 (22)此卷收入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 (23)见《朱批奏折》,乾隆八年七月十五日署理山西巡抚胡宝腺奏折,据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 间宗教史》1267页引。 (24)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278-279页。 (25)伏连俊《河西宝卷》,《文史知识》(北京),1997、6。 (26)本卷收入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 (27)参见拙文《中国宝卷概论》,载《中国宝卷研究论集》。 (28)关于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可参见拙文《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民俗曲艺》 (台北),106期,1997、3。 (29)段平《河西宝卷集录》称:所著录108种宝卷,“只有四种是河西人自己写的,……其余都是 全国性的流传本”。 (30)关于介休的念卷参见张颔《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火花》(太原),1957、3;又,笔者 《山西介休念卷调查报告》,载《民间宗教》(台北),第四辑,1998,12。
源自:   《》
一册以补充生理盐术或3%勺化钠溶液为主厂是此类患者在往是缺钠性低钠血症.常同时伴有低钾、低氯血症,在补钠的同时应注意补钾,因为缺钾时可造成肾性失钠,不利于钠的保留;三是在测定血电解质时应同时测定血糖、血浆蛋白,在使用高诊脱水剂如甘窿醇时应在4—6小时以上抽血检验,这样可区别和防止假性低钠血症或溶质性低钠血症而使实际血钠值发生忆差。
源自: 脑血管意外伴低钠血症6例临床分析  《交通医学》1998年02期
目前生产试剂级钼酸钠的一般工艺,是将钼精矿焙烧成三氧化钼,把三氧化钼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工业钼酸钠,将工业钼酸钠经过重结晶后的晶体再溶于水,加硝酸沉淀出三氧化钼的二水物,充分洗涤后进行干燥,再于700℃的高温条件下升华,得到高纯三氧化钼,将其溶于氢氧化钠溶液,最后浓缩、冷却,获得试剂级二水钼酸钠。
源自: 生产试剂级钼酸钠的新工艺  《世界有色金属》2002年07期
喷替酸钙三钠(pentetate calcium trisodium,ca-dtpa)和喷替酸锌三钠(pentetate zinc trisodium,zn-dtpa)又称三胺五乙酸钙三钠和三胺五乙酸锌三钠,主要治疗钚、镅或锔等放射性元素所致的辐射中毒,批准上市时间为2004年8月11日。
源自: 喷替酸钙三钠和喷替酸锌三钠注射液  《医药经济报》2005/08/19
本实验模拟工业上的一些工艺参数从选定的13种添加剂逐一进行单个的添加剂加入实验,然后进行添加剂的优化组合,研究了明胶、十二烷基磺酸钠、硫脲等十多种试剂作为添加剂对阴极锌表面质量的影响,对取得较好效果的添加剂进行了优化组合,通过目测和照片并对其影响效果接的廉政建设及班子其他成员 和下一级行政班子正职、分管部门和单位及其正职领导干部(院系和 直属单位行政正职对分管部门、单位的所有人员)的廉政情况负直接 领导责任。 校、院系和直属单位行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协助正职(主持)做 好本单位的廉政建设工作,根据分工,对分管部门和单位及其正职领导 干部(院系和直属单位行政副职领导干部对分管部门和单位的所有人 员)的廉政建设情况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六条校机关部、处、室和群团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 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上述领导班子的正职(主持),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负总责;对领导班子的党风廉政建设及班子其他成员的党风廉政情况 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七条纪委、监察处在校党委、行政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 下,认真履行“保护、惩处、监督、教育”职能,负责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按照校党委、行政的意见督促有关单位和领导 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第三章责任内容 第八条校党委、校行政领导班子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承担以下领重要文件251 导责任: (一)及时传达和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党组)、政府及上级机关关于 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要求,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规 划,分解下达责任目标,每学年初安排、部署全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二)组织师生员工特别是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 设的理论,学习党风廉政法规和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每学期至少进行一 次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 奉公意识,自觉遵守《廉政准则》; (三)贯彻落实和模范执行党和国家及上级的党风廉政建设各项 规定,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或修订大宗物品和贵重仪器采购制度,干 部任免制度,人事调配工作程序,招生、毕业生工作规范,工程项目招投 标、承发包制度,科研经费管理,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部门大笔资金开 支集体讨论制度等有关党风廉政和管理监督制度和办法,从源头上预 防和治理腐败; (四)加强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和纠正行业不 正之风这三项工作的领导,每学期听取纪检监察工作汇报至少一次,并 为其有效地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五)加强领导和监督,经常关心和了解学校党风廉政状况,每年 年底对院系、直属单位、机关各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和考核,研究解决学校在党风廉政建 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 (六)对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奖励,对党风廉政问题 突出的单位和主要责任者作出处理。 第九条校党委书记、校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负以下领导责任: (一)根据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和本校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规划,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的领导; (二)调查并分析研究本校党风廉政建设状况,及时了解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执行的情况,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每年至 少听取两次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汇报; (三)领导和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者执行情况和反腐倡廉工作252 无锡轻工大学年鉴 的检查考核,督促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目标的落实; (四)负责领导班子的党风廉政建设,召开领导班子成员专题民主 生活会,对执行《廉政准则》的情况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 对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对分管部门、单位的责任对象,每学期至少谈 心一次,对新任命的责任对象上任前进行党风廉政谈话教育; (五)加强对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工作的指导,经常了解办案工作情 况,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帮助纪检监察和有关部门排除办案工作的 干扰和阻力,解决办案中的困难; (六)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选拔任 用干部,不得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封官许愿; (七)组织制订本校党风廉政建设的规章制度,健全和完善监督制 约机制; (八)严格遵守党风廉政法规,在廉洁自律方面作出表率;管好自 己的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其发生违法违纪和不廉洁的行为。 第十条校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负以下领 导责任: (一)指导分管部门和单位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布置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 (二)对分管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 件、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等项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帮助解决反腐倡廉工作 中的困难和问题;每学期至少与责任对象谈心一次,对新任命的责任对 象上任前进行党风廉政谈话教育; (三)领导和参与分管部门和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检查、考 核、评比,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并根据检查考核 结果,向党委、行政提出表彰奖励或惩戒的建议; (四)每学期至少一次向党委、行政报告分管部门和单位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的情况; (五)严格遵照党风廉政法规并管好自己的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 人员,防止发生违法违纪和不廉洁的行为。 第十一条各院系和直属单位总支(直属支部)、行政领导班子,重要文件253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承担以下领导责任: (一)按照校党委、行政和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 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各 项任务; (二)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使其自 觉遵守《廉政准则》; (三)对本单位的违法违纪案件,在纪检、监察部门的指导下组织 调查或做好配合工作,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据 党纪政纪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做好犯错误党员、干部的思想转化教育工 作; (四)经常教育师生员工一旦发现有违法违纪问题,主动向本级党 政和有关部门反映; (五)开好每年一次的领导班子成员廉洁白律专题民主生活会,做 到会前认真准备,会上对照检查、提高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 一周内在适当范围内通报有关情况; (六)积极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干部的考核、任用工作,负责任 地反映干部的德、能、勤、绩、廉情况; (七)重视和支持纪检监察工作,每学期主动听取纪检委员、纪检 监察通讯员的工作汇报不少于两次,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为 其有效地进行工作创造条件; (八)每学期末对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发现、 解决存在的问题,完善规章制度。 第十二条校机关部、处、室和群团领导班子,在党风廉政建设中 承担以下领导责任: (一)贯彻落实校党委、行政和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 求,分析研究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的工作计划,并做好落实工作; (二)组织学习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学习党风廉政法 规,开展党风廉政教育,使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廉政准则》; (三)公开办事规章,公开办事结果,接受师生员工的监督;254 无锡轻工大学年鉴 (四)紧密结合干部任用、人员调配、提薪晋级、职称评定、招生就 业、教务管理、学生管理、财务管理、基建工程、科研管理、校产管理、物 资设备购置、出国(境)等项职能工作及其各个环节,制定本部门、本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规章制度,健全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五)每学期末进行一次检查,研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 问题,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 (六)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协助对本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进行 调查处理。 第十三条各院系和直属单位总支(直属支部).行政和机关部、 处、室及群团领导班子正职(主持),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负以下领导责 任: (一)根据学校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紧密结合本 单位、本部门实际,组织制定党风廉政建设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任务的领导; (二)负责开好领导班子成员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学习有关文件 和规定,提高“一班人”的思想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存在 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三)组织对本单位、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和考核,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四)阅处反映有关廉洁问题的群众来信。发现有人在廉洁方面 有值得注意的问题时,及时找其谈话、敲替钟;发现干部有违纪行为,及 时处理并向校党委、行政和纪委报告; (五)重视并支持纪检监察工作,依据有关规定,亲自抓或配合做 好对违纪案件的调查,主持讨论应经本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处理的 违纪案件; (六)带头执行《廉政准则》,在遵纪守法方面管好自己,管好家属 子女,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 第十四条专项工作中的党风廉政工作由校党政一把手负首要责 任,分管领导负主要领导责任,主办部门及部门正职(主持)负直接责 任。专项工作分工如下:重要文件255 (一)党员干部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和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遵守群众纪律等政治纪律方面 的情况的检查工作,由纪委、组织部、党办负责; (二)协助党政领导组织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 健全、制定有关党风廉政工作的各项制度,督促、检查和分析各部门党 风廉政工作状况,组织协调案件查处和有关事项的执法监察等工作,由 纪委监察处负责; (三)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任用干部和干部 人事调配、职称评聘工作,由组织部、人事处负责。考核干部勤政廉政 情况,由组织都、纪委负责。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和干部培训教 育工作,由宣传部、组织部、纪委、党校负责; (四)严格控制新建和装修行政办公楼,由分管校领导和基建处、 总务处、产业处、财务处负责; (五)严格控制举办、托办各种会议和庆典活动。严格控制到宾 馆、酒店开会,严格禁止到风景名胜区和本地区以外地方开会,不准用 公款赠送“礼品、纪念品”,不组织高消费娱乐活动,由校长办公室、党 办、产业处、科研处、财务处负责; (六)严格控制招待费标准,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由校 办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 (七)严格按规定使用小汽车,去路途较远、时间较长、交通方便的 地方出差,时间不特别紧迫的一般不5,起止:55,提交:55,采集:55,视听:55,月:55,专业:55,大学:55,昆明:55,论文:58,应用:55,职称:55,指导:55,教师:55,机械:55,理工:55,硕士:55,丝:55,工作:55,检测:55,声明:55,事:55,动态:55,日期:55,学科:55,旦:55,卫:55,研究:55,尹:55
源自: 现代SOC系统的实现在数据采集分析系统上的应用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目前生产试剂钼酸钠的一般工艺,是将钼精矿焙烧成三氧化钼,把三氧化钼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工业钼酸钠,将工业钼酸钠经过重结晶后的晶体再溶于水,加硝酸沉淀出三氧化钼的初始物,充分洗涤后进行干燥,再置于700℃的高温下升华,得到高纯三氧化钼,将其溶于氢氧化钠溶液,最后浓缩、冷却,获得试剂钼酸钠。
源自: 信息  《中国钼业》2005年06期
一苹果酸氢钾、乳酸钾溶液、dl一苹果酸钾溶液、碳酸钠、柠檬酸二氢钠、碳酸氢钠、dl一苹果酸氢钠、乳酸钠溶液、dl一苹果酸钠、柠檬酸三钾、柠檬酸三钠用量以调节成品ph至2.8~3。
源自: 各种食品中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最高允许用量(续...  《食品工业》1985年03期
分析纯钼酸钠的常规生产工艺是将钼精矿氧化焙烧制得三氧化钼(简称钼焙砂),用氢氧化钠溶液浸出,制得工业钼酸钠,将工业钼酸钠重结晶后再溶于水,加硝酸沉淀出三氧化钼的二水合物,充分洗涤后进行干燥,再于700℃升华制得高纯三氧化钼,将其溶解于纯氢氧化钠溶液中,经蒸发浓缩,冷却结晶而制得。
源自: 分析纯钼酸钠的生产新工艺  《化学试剂》1998年06期
全国中国, 我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在对国家质检总局这次食品检验能力比对试验规定的味精、矿泉水、火腿罐头、饼干(含油型)、糖精钠标准溶液5种食品样品中,按照要求对其中的谷氨酸钠、锶偏硅酸、亚硝酸钠、过氧化值、糖精钠6项指标含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全部合格,其中对最具检验难度的谷氨酸钠、亚硝酸钠、糖精钠三项指标取得了检验结果误差为零的好成绩。
源自: 我区食品检验能力达到全国同行先进水平  《广西日报》200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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