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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线氧化荧光法固相反应器流动注射测定艾司唑仑含量及溶出度的研究 种相互作用力量的关系,把犯罪市场假设为完全竞争的霸王合同式的市场,因为这种犯罪市场最能体现犯罪的本质。在这种犯罪市场中,构成市场的主体是犯罪人(相当于普通商品市场中的消费者)和犯罪被害人(相当于普通商品市场中的供应者),他们人数众多;犯罪市场的客体是犯罪侵害的人身权或财产所有权关系;犯罪的对象是犯罪被害人的财物或其人身。在一些情况下,犯罪被害人具有对象和供应主体的双重身份。犯罪市场自由运行,犯罪被害人及其财物能充当各种犯罪的侵害目标,不存在种类的垄断,等等。犯罪需求和犯罪供给两种力量就是在这种纯粹竞争的犯罪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在犯罪市场中,我们把犯罪需求看作犯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里和每一价格(影子价格)下,对某一种犯罪对象追求且可能获取的数量。而作为犯罪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对犯罪人来说,就必须具有犯罪欲望(犯罪的渴求)和实施犯罪的能力这两个条件。二者缺一都不能产生有效的犯罪需求,并在犯罪市场上形成实际的犯罪获取能力。因为,犯罪人有犯罪需求欲望,但犯罪欲望并不等于犯罪需求,犯罪需求是指有效的需求,即犯罪人既有犯罪欲望又有实施犯罪能力的需求。实施犯罪的能力是使犯罪欲望得到实现的保障。此外,犯罪需求还涉及犯罪对象供给的价格。犯罪对象供给的价格除由其自身的价值决定外,还由供给者即犯罪被害人对供给物—犯罪对象的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的强度等因素决定。所以,在谈到犯罪供给者对某种犯罪对象的供给量时,必须说明与该供给量相对应的供给价格是多少。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犯罪市场中所说的犯罪需求量是指犯罪人对犯罪对象相应获取的基本数量。实际究竟是多少,还取决于犯犯罪人对某种犯罪对象的需求,都有一定数量的表示,因此犯罪需求是由犯罪需求量体现的,而犯罪需求量的大小又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其中,除随机因素外,经常起作用的影响因素有:体现该对象自身价值的价格、犯罪人实施犯罪投人的成本量、犯罪人的偏好和相关犯罪对象的价格等。犯罪对象自身价格是决定犯罪需求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犯罪市场对某种犯罪对象的需求量首先与这种犯罪对象的价格相关。犯罪对象自身价格愈低犯罪需求量愈小;犯罪对象自身价格愈高犯罪需求量愈大。犯罪成本量是决定犯罪需求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犯罪成本量提高时,犯罪需求量就会减少;犯罪成本量降低时,犯罪需求量就会增加。犯罪人的偏好是决定不同类型犯罪需求量的因素。每个犯罪人都有自己的犯罪偏好类型。如有的偏好施暴,实施抢劫、杀人犯罪;有的偏好金钱,实施诈骗、拐卖人口犯罪;有的偏好性犯罪,实施强奸、卖淫缥娟;有的偏好高技术犯罪,实施电脑犯罪、黑客行为;有的多种偏好兼而有之,等等。犯罪人对某种犯罪对象的偏好程度愈强,其需求量就愈大;偏好程度愈弱,其需求量就愈小。相关犯罪对象的价格是影响不同类型犯罪对象需求量的重要因素。因为相关犯罪对象是可替代的犯罪对象,在某种犯罪对象价格昂贵时,可以促使犯罪需求量发生转移。而替代的犯罪对象是指犯罪人在犯罪中可获取同类或类似效用的犯罪对象。此外,犯罪预期也是影响犯罪需求量的一个因素。当犯罪人预期犯罪能够得逞时,犯罪就会付诸实施,犯罪需求量就要增加。反之,犯罪需求量就要减少。影响需求量增减变化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数学上称为需求函数关系。犯罪需求函数关系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某种犯罪对象的各种可能的犯罪需求量之间相互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上述几种决定和影响犯罪需求量的因素,同犯罪需求量的相互关系,就是一种函数关系。三、犯罪供给犯罪供给是同犯罪需求相对应的概念,指犯罪被害人在某一特定时间里和犯罪对象在每一价格下由于被害人防范意识不强和价格影响而“提供”的犯罪对象数量。同犯罪需求一样,犯罪供给也需宋浩波:犯月象的条件;二是犯罪被害人缺乏犯罪被害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如果犯罪被害人没有供给某种犯罪对象的条件,虽然犯罪仍有可能发生,但依然不能形成较有效的犯罪供给,同时犯罪发生的几率也会很低;如果犯罪被害人对犯罪被害的防范意识很高且有防范能力,同样也不能形成较有效的犯罪供给。决定和影响犯罪对象供给量的因素很多,除随机因素以外,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有犯罪对象的价格、犯罪预防的成本、犯罪预防的技术水平及其他犯罪对象的价格等。犯罪对象自身的价格既决定该种犯罪需求量(见犯罪需求之分析),又决定该种犯罪对象的供给量,因此它是影响犯罪供给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犯罪预防的成本投人亦与犯罪对象价格直接相关,这是由于在犯罪的市场条件下,就霸王合同式的犯罪市场模式而言,供方犯罪被害人是以安全最大化为目标的。在一般情况下,犯罪对象自身价格愈高,犯罪被害人愈会加强保护,增加防范,从而导致犯罪的有效供给量减少;反之,犯罪供给量就会增加,呈反向变化。但在意思表示一致的犯罪市场模式中,情况相反,犯罪对象价格高,供给量就会增多;犯罪对象价格低,供给量就会减少,呈同向变化。犯罪预防的技术水平是决定犯罪对象供给量的另一因素。一般来说,犯罪供给量与犯罪预防技术水平成反比:犯罪预防技术水平高,犯罪供给量就会减少;犯罪预防技术水平低,犯罪供给量就会增加。其他犯罪对象的价格对某一种犯罪对象的供给量也有影响。因为,如果在犯罪被害人提供的犯罪对象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其他替代犯罪对象价格上涨,或者犯罪被害人提供的犯罪对象价格略有变动但没有其他替代犯罪对象价格上涨的幅度大,犯罪被害人提供的这种犯罪对象就会增加。反之,这种犯罪对象的供给量就会减少。这是由于替代犯罪对象价格上涨犯罪发生转移造成的。同影响犯罪需求量相似,犯罪供给的预期也是一个影响犯罪供给量变化的因素。当犯罪被害人预期其提供的犯罪对象需求量将会增加时,就会加强保护,从而造成犯罪供给量的减少;反之,预期该种犯罪对象需求量减少时,就会放松保护,导致其供给量的增加。上述犯罪对象供给与所述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数学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函数关系,其中有的因素为自变量,有的因素为因变量。至于何种·86·,界育场缎彝一,产,_一因素为因变量,何种因素为自变量,主要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而定,他们是相对的,就看研究的出发角度如何。四、犯罪需求与犯罪供给的价格决定犯罪需求价格作为犯罪人想要实施犯罪的最高限价,犯罪供给价格作为犯罪被害人对犯罪对象想要保护防范的最低限价,都是二者单方面的价格, 还未成为犯罪市场的实际价格。要说明某一犯罪对象在犯罪市场中的实际价格是多少及其供应量是多少,就需要将犯罪需求价格和犯罪供给价格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犯罪市场的实际价格是一种犯罪均衡价格。分析犯罪均衡价格的决定,是为了探求犯罪市场与犯罪对象在流转中供求双方自觉或不自觉地达成一致的价格因素,是怎样决定价格均衡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分析,使用的是静态分析的方法。根据前述的犯罪经济学原理,当某一犯罪对象的价格上涨时,犯罪需求量就会减少,而犯罪供给量则会增加。这样,就会出现供大于求。反之,犯罪供给量就会减少,而犯罪需求量则会增加,就会出现供小于求。二者在这种犯罪对象价格增减变化中相应的随之变化,但当这种变化达到某一均衡价格时,就会自动停止。这样,就形成了犯罪市场上的实际价格,即供求双方两种相反力量达到了均衡状态的价格。研究犯罪市场的供求变化关系及其价格价格均衡状态,是为了说明运用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调控犯罪行为和犯罪几率,对影响犯罪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因素分析,可以使我们明了,促使犯罪成本增加是减少犯罪需求量和供给量的有益途径。而促进社会成员提高对可能成为犯罪对象的一切物品或人身加大防护,提高它们在犯罪市场上的价格,又是促使犯罪成本增加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实现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与促进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犯罪市场研究@宋浩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犯罪市场;;犯罪需求;;犯罪供给犯罪市场研究是犯罪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从犯罪供需双方及价格杠杆在它们之间的调节作用的角度,分析犯罪和预防犯罪成本的增减对犯罪变化关系的影响,探索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为预防和治理犯罪对策提供理论服务。[1] [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2]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3] 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
源自:   《》
若正规炭蒲Ш托形蒲Я煊蛟诟鋈瞬愦紊系难芯咳衔?新知识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之上的。而知识基础的形成主要依靠学习,学习是个积累的过程,受教育的程度即学历是衡量一个人知识结构和知识基础的一个重要标志。学历高的人一般拥有的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也多。具有知识优势的个人,其知识创新的可能性也大,这是由知识创新的路径依赖性所决定的。知识创新依赖于原有的知识存量,因此,知识创新的方向是沿着原有的知识路径进行的,学者们将其称为路径依赖。(2)职务和职称职务和职称是知识的一个重要的外显信号。职务高的人,表明其在某一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比较强,同时,职务高的人对下属比较了解,知道下属的知识拥有和分布情况。职务高的人往往知道何人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他是一个活的知识地图。职称则是对一个人的知识经历和知识水平的认定,是反映个人知识水平高低和知识成果大小的重要标准。(3)工作能力能力学派认为,能力是以知识为支撑的,是知识的外在表现。一般学者认为能力很难度量,但在企业内部,员工在同样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工作方法、工作成果、工作效率的差异性都是比较容易观察和相互比较的。因此,通过观察员工的能力指标,可以发现知识的大致分布,能力强的人,一般要比能力相对弱的人拥有更多的特殊知识。工作经历是体现知识丰富度和深度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标准。工作经历丰富的人,其经验知识也丰富,知识创新的可能性也较强,可能拥有较多的新知识,特别是经验类知识;单一工作经历的人,其在某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比较多,了解的知识深度比较大。这部分人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专业知识上具有明显的优势。4.知识的价格确定知识定价不是新思想,它不仅广泛存在于专利使用、技术交易和项目开发活动中,而且也存在于工资支付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知识的定价一般基于知识成本和使用该知识所能创造的价值(利润)。因此,目前对知识的定价大都采用成本加利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这种方法便于分析,但也有缺陷。因为,知识的直接物质投入成本可以计算出来,买卖双方可以对知识成本达成一致,但知识能创造的利润是不确定的,双方对利润的估价存在差异。因此,成本加利润的定价方法并不能准确衡量知识的价值。知识商品的存在是以供方垄断为前提的,它是单个劳动创造的产物,是发明者对知识的生产和供给过程的垄断。经济学把以这种垄断为特征的商品价格称为垄断价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者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决定。”知识商品的价格很难用传统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来解释,知识定价是双方或多方协作的过程,其结果不仅取决于知识的实际价值,而且取决于协作的对象、时间和方式,它是买卖双方博弈的结果。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知识的定价过程。设生产知识的成本为C,卖方的谈判成本为C'1,预期回报(出价)是P;知识需方使用知识的预期效用为S,谈判成本为C'2。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静态价格博弈模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知识管理如果P-C-C'1>0,卖方将选择出价P如果S-P-C'2>0,买方将接受价格P如果上述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双方可以以价格P成交,这是唯一精炼纳什均衡结果,其支付函数分别为P1-C-C'1,S-P1-C'2。否则,精炼纳什均衡结果是不能成交,支付函数分别为0,0。因此,卖方的合理出价应满足:P-C-C'>0(1)S-P-C'>0(2)即:S-C'>P>C+C'(3)至于P的具体取值,将由双方的谈判能力所决定,由(3)式得:P=k(S-C')其中k为系数,介于0~1之间。博弈思想可以很好地解释知识的定价过程,上述博弈模型是简单的一次博弈定价,还可以构建多次重复博弈定价模型,以及双方同时出价等知识定价模型。5.知识市场的运行机制知识交易的最大特点是信息的不对称性、外部性和产权转移的不完全性。在交易之前,知识卖方不可能将知识的全部细节告诉买方,知识买方也不能准确判断知识的价值。在成交后,知识买方获得知识后,是否能按照交易前的约定不随意将知识再交易?这些都依赖于交易双方的信用。因此,信用在知识交易中比其它有形商品的交易更重要。信用一般来自于对对方的熟悉。在企业内部,由于人员之间的协作关系使得相互熟悉程度较高,再加上企业内部对缺乏信用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制度约束,员工之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企业内部的信任环境要比外部好得多,我们称其为组织的信用加强效应。这也是内部知识市场得以有效运转的基础。内部知识市场中交易的基本原则是市场的公平和互利,驱动市场运行的基本动力是能给交易方带来效用①。其基本运行机制是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机制。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运行过程是,具有知识差异的个体,形成潜在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在组织内部信用加强效应作用的基础上,在需求的引导下,受利益的驱动,知识需方通过组织或自己去识别知识源,向知识拥有者提出购买知识,知识拥有者与知识需方进行价格博弈,如能达成一致,则会实现知识的交易。二、知识市场的完善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有效运转所带来的直接益处是加快了知识的流动和企业组织知识的积累,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知识资源,其最大的受益者是企业。因此,企业应该也愿意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来培育知识市场。1.建立交换场域同其它物质商品的交换一样,知识的交易也需要面对面的交易场所。企业组织应注意提供二种场所:物理场域和虚拟场域,以方便知识交易。这也是知识市场的必需基础设施。物理场域主要包括会谈室、休息室、研讨会、交流会等。虚拟场域主要是指建立人际交流网、鼓励员工知识交流的氛围以及利用信息技术建立起来的知识交换电子信息平台。2.完善价格支付体系知识供方和知识需方进行知识交易是为了获得预期的利益。最终的收益由价格体系的支付来实现。内部知识市场在依靠软货币(信任、声誉和互惠)进行支付的同时,可以加大硬通货币的支付,这就需要管理的介入,运用奖金、股票期权、提升职务等,等同于货币的支付手段。3.构建知识地图知识市场的运转前提是要知道在哪里能买到所需知识,因此,有必要建立知识地图,提供知识源的信息。在这里,知识地图是指知识索引,告诉人们谁拥有知识?拥有什么样的知识?拥有知识的人在哪里?由于知识的隐含性,知识地图的建立不是一件易事,可以先建立知识工作者联系黄页,再进一步对每个知识工作者拥有的知识和特长进行仔细调查和系统分类,以查询软件或索引、目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知识管理等形式供人们使用。构建知识地图的关键是要指出对企业的业务或流程有关键作用的知识,不必也不应该在一些细节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如果要求知识地图能够指出企业所有的知识所在,那是不可能的。企业知识地图的内容包括相互联系的合同、文档、事件等元素,允许用户在浏览知识地图各个节点和节点指向的同时发表有关的评论。更重要的是对知识地图适时更新,以保持知识检索和联系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知识地图的建立不是靠个人能完成的,必须由组织出面来建立。4.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知识的垄断性和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供方在满足能获得大于垄断知识所带来的收益时,才愿意进行知识交易,知识需方在获得知识后,认为知识确实物有所值,才愿意支付。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交易才会顺利进行。但在有些情况下,知识供方认为交易所得不足以补偿垄断知识带来的收益,这时应由企业来补偿这部分利益。补偿可采取奖励的形式来实现,但最好应成为一种长期的制度。利益补偿对知识的交易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5.知识的保护托进行,而其产品的大量生产则在俄勒冈州或科罗拉多州进行。6.建立知识的署名制度知识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低成本传播,更新快,容易成为公共物品。而生产知识产品需要投入成本,如果没有一种制度安排来保障知识生产者的利益,知识的生产和创新活动将会受到严重阻碍,并最终可能停止。对知识生产者最有效的保护和激励机制是承认其对知识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就是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知识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对知识产品的排他性私人独占权。但在企业内部,并不存在这样的制度,而是强调知识的共享。因此,为了保护知识生产者的利益,企业内部也要建立一种类似的制度环境,来认定谁是知识的第一拥有者。知识的第一拥有者将受到企业的尊重,并在知识创造价值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回报。知识署名制度是指对于员工生产的知识给予登记,在评估其对企业的价值后,以员工的名字命名知识成果。比如可以用员工的名字命名某某工艺、某某营销经验等。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知识的拥有者将更愿意将知识拿出来,与他人或组织分享。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研究$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戴俊 $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朱小梅企业;;知识;;市场企业内部存在一个知识市场,它的运行对知识资源的配置具有促进作用。论文在达文波特的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价格体系,研究了知识市场的运行模式和实现知识有效配置的机理,提出了完善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构想。1余光胜.一种全新的企业理论(下)——企业知识理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3) 2贺小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观阐释[J].南开管理评论,2002(4) 3汪澄清.知识一般成本的定价[J].科学学研究,1999(9) 4陈一青等.技术商品价格问题研究[M.航空工业出版社,199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p861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7王冰,顾远飞.簇群的知识共享机制和信任机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5) 8王建安.企业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系统[J].科研管理,2002(3) 9Nelson,R.R.,&Winter,S.G.,AnEvolutionaryTheoryofEconomicChange[M],Boston:BeklmanPress,1982.南京大学川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042011010)
源自:   《》
教师心理健康会直接影响教师的人际交往态度与行为,影响其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家庭关系、家庭生活芳际?,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湖南大学陈收教授的精心指导 ,作者在此谨表谢意 !商品市场价格的三时点预测模型及其应用@刘洪宇$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永州425006;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2供给;;需求;;市场价格;;反应式;;预测本文从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引导供求两个不同的角度 ,讨论了市场运行中供给、需求与市场价格三者的关系 ,建立了赋予时间意义的供给——价格线性反应式和需求——价格线性反应式 ,结合市场价格理论平均值 (宏观市场价格 )公式 ,建立了商品市场价格的三时点预测模型 ,运用该模型对美国 1954~ 1988年大米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对永州市大米市场价格作出了相当准确的预测。[1]张守一 ,张乾山 .数量经济学导论 [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73- 86 . [2 ]凌文 ,黄梯云 ,胡运权 .商品价格演变模型研究[A].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论文集[C].湖南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3.17- 2 2 . [3]Simw C A.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J].E-conom ertrica,1980 ,4 8:1- 4 8. [4 ]Pindyck R S,Rubinfeld D L.Econometricmodels and economic forecasts[M].4 th ed.The Mc Graw- Hill Companies,Inc,1998.2 51-2 6 0 . [5]D· S·沃森 ,M· A·霍尔曼 .价格理论及其应用 [M].闵庆全等译 .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3.4 1- 82 . [6 ]刘宏宇 .从宏观市场价格到市场负熵 [A].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 [C].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6 .4 4 9- 4 56 . [7]刘洪宇 .不等势宏观市场价格与需求主导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买方市场的平衡性和灵敏性[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999,2 (2 ) :113- 116 . [8]宿景样 .美国经济统计手册 [M].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2 .6 6 - 6 7.
源自:   《》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除了上面提到的五种价格理论,还有“萨伊的供给价格论、马克思的劳动时间价格论与生产价格论,通货膨胀理论中的成本价格论与需求价格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价格论,中国消费经济学隐含的消费价格论,对外贸易谈判中的管制价格论,通货紧缩理论中税收价格论、利率价格论、准备金价格论与汇率价格论”7个大类12个小类的价格理论。
源自: 世界价格理论研究成果综述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
锥闲灾实钠笠导洹肮材薄奔按笃笠敌形?,但却不排斥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垄断力量的聚集。正由于这一漏洞 ,在该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 1 0年时间内 ,美国的托拉斯不是变少了 ,而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其三是 ,没有授权专门的机构来受理对妨碍贸易行为的起诉。由于将该法案的实施与一般民事法实施混在一起 ,因而在实施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对这样一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案来说 ,关于它所确定的某些原则的解释 ,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上述缺陷或漏洞 ,是在后来的长期司法实践中逐步被发现并得以补充完善的。但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的竞争政策法律体系框架 ,渐趋形成及完善起来。在这一框架形成过程中 ,1 91 4年通过的两部法案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部是《克莱顿法》(ClaytonAct,1 91 4)。其宗旨在于“防止垄断力量的积聚而非解散已经形成的垄断集团”[3](p .40 4) 。其主要条款有四 :( 1 )反对“有利于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的商品销售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和歧视行为 ;( 2 )禁止“搭配销售”(tie in)和约束买主的协定 ,这包括不允许要求卖主在经营自己商品的同时排除其竞争对手的商品 ;( 3 )禁止为减少竞争而买入竞争对手的股票 ;( 4)宣布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属于妨碍贸易的垄断组织。由于《克莱顿法》的通过 ,可以认为 ,早在“一战”之前 ,美国竞争政策实际上已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 :( 1 )关于企业反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 ;( 2 )关于企业之“限制性商业活动”(restrictivetradeprac tice) ;( 3 )企业间共谋 (conspiracy)。一般认为 ,这三项内容 ,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政策所包括的基本内容。第二部法案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TradeCommissionAct,1 91 4)。其主旨虽在于设立一个专门机构 ,来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但该法案同时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于商业活动中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法” ,均应“宣布为非法”。从而为竞争政策的实施开辟了广阔的空间[4 ](p.36 ) 。继上述法案之后 ,在 2 0世纪 3 0年代和 50年代 ,美国国会又出台了数部新的竞争政策法规 ,旨在对前三个法案进行增补和修正。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修正性法案有四项 :( 1 ) 1 93 6年颁布的《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 PatmanAct,1 93 6) ,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 ,详细列举了应予取缔的价格歧视行为。 ( 2 ) 1 93 7年的《米勒—泰丁斯法》(Miller Tyd ingsAct,1 93 7) ,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 ,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 ( 3 )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Wheeler LeaAct,1 93 8) ,禁止企业登载虚假广告 ,尤其是食品、药品、设备及化妆品方面的虚假广告。该法案对虚假广告的定义是 :“在实质上足以引起人们误解”的广告。 ( 4) 1 950年的《瑟勒—克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1 950 ) ,扩大了对企业兼并的限制。然而 ,上述法案仅仅是维护一般商业活动中竞争环境的法规 ,而差不多在这同期 ,美国还制定了一些约束具有行业性垄断特征行为的专门法案。这包括 1 92 0年的《运输法令》和 1 93 5年颁布的《公用事业控股法》。前者经多次修订 ,成为节制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运输业中垄断的有力武器 ,后者则对公用事业中的行业垄断行为形成某种威慑。二、实施竞争政策的权力机构及其运作特点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由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共同负责。在司法当局那里 ,具体负责竞争政策法规实施的机构是司法部下的“反托拉斯局”(Anti-trustDivision) ,它是根据美国国会在 1 90 3年的一项授权法案而设立的。这是一个“高度分立的专业化和官僚化的机构 ,由一群接受过反托拉斯法和反托拉斯经济学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充任”[1](p .777) 。主要负责司法程序所涉及的对违法企业的查处 ,受理有违竞争法规的上诉案件 ,并有权解释反托拉斯法。在行政当局那里 ,竞争政策的实施则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管理与实施机构 ,由五名成员组成 ,均由总统任命 ,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任期 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由两个工作机构组成 :一个是“竞争局”(BureauofCompetition) ,另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局 (BureauofConsumerProtection)。其中前者负责竞争政策法规的实施 ,后者负责对那些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提出诉讼。竞争政策的实施 ,主要由“竞争局”负责。就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所用手段和程序而言 ,司法当局的反托拉斯司的工作要简明的多 ,它主要以维护各种反托拉斯法为己任 ,通过法院系统裁决。与司法当局相比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方面 ,起的作用更大 ,工作程序更为复杂。不仅如此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组织的不断变化和反竞争性商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 ,其权限也不断得到扩充。比如 ,按照 1 91 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其职责主要有二 :其一是 ,搜集和编纂情报资料 ,调查商业组织和商业机构的活动 ;其二是 ,作为一个准司法机构来行使职权。它可以凭借有关调查 ,比照有关法案 ,就某种限制性贸易行为或妨碍贸易的行为作出法与非法之评判。还可以发布命令 ,禁止某些有损公平竞争的商业行为。但在后来 ,其权限逐步扩展至许多方面 ,甚至包括制定行业商业规则。这种权限的扩展 ,主要是通过对有关法规的解释达到的。比如 ,从 1 963年起 ,它以使《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关于“不正当的竞争或欺骗性的做法”之具体化为由 ,颁布了第一部“贸易管理规则”(traderegulationrule) ,由于有人怀疑它是否有此权力的诉讼为上诉法院所驳回 ,使这一权限合法化。而 1 975年通过的《麦格纳森 -莫斯担保法》(Magnuson -MossWarrantyAct,1 975,又称“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 ,则正式赋予该机构上述权限。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 ,法律对反竞争行为的界定比较含糊 ,这留给司法行政当局充分的活动空间。具体来说 ,虽然有关法案宣布“限制贸易”、“垄断商业”的行为为非法 ,但却不对这些行为以具体的界定 ,而将解释权留给司法当局和行政执法机构。正由于这种原因 ,法院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具体案例的判决条文“对竞争政策的实际内容”有着巨大的影响[1](p .778) 。比如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问世的最初 2 0多年中 ,司法当局曾将所有限制贸易的协议判为非法和约 ,但在 1 91 1年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两项案子时 ,却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宣布法院可以鉴别限制贸易的具体和约是否合理 ,只认定“非合理之协定”为非法。据认为 ,由于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美国司法当局在1 91 1年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 ,所坚持的行为准则是 :“禁止反竞争的市场行为 (如运用削价排除竞争对手、企业合并及价格确定 ) ,而不禁止垄断本身的存在”[5 ](p .2 36 ) 。但 1 945年对美国铝业公司案件的裁决 ,又对上述法规作了新的解释 ,法院首次认定 ,“不管业务合理与否 ,实际的垄断就是非法” ;“控制一个工业部门业务活动的 90 % ,肯定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即便控制 60 % ,也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6 ](p .5 6 5 ) 。然而到了 70年代 ,这种解释又出现反复。 1 972年在审理伊斯曼 -柯达公司的讼案和 1 97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杜邦公司的裁决确定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 ,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5 ](p .2 36 ) 。另一个特点是 ,行政当局对竞争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 ,行政当局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提请国会不断修订已有法规。比如《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本身就是应当时的行政当局———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要求提出并通过的。时在“一战”前夕 ,美国托拉斯泛滥 ,严重威胁着市场的公平环境 ,这引发了美国政界围绕维护自由竞争或容忍托拉斯不受限制发展问题的一场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 ,以主张自由竞争著称的威尔逊总统获胜 ,力主通过了上述两个重要竞争法规。由于这两个法规的引入 ,大大强化了竞争政策维护自由竞争的立场。相比之下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通过的《罗宾逊—帕特曼法》( 1 93 6年 ) ,则大为软化了反托拉斯与反垄断立场 ,这也与当时行政当局的主张密不可分。当时正值“大萧条”后经济恢复时期 ,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出于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考虑 ,容忍某些反竞争的商业行为。这两个法案所持竞争政策立场一紧一松 ,恰成对照。另一方面 ,行政当局所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竞争政策所持态度 ,直接影响着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 ,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期间 ( 1 93 3— 1 93 6年 ) ,就曾通过总统法暂时中止了反托拉斯法的执行 ,鼓励企业建立垄断价格的卡特尔组织。而在里查德·尼克松执政时期 ,还曾出现过一种“不经过诉讼而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协商”来解决企业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的做法[6 ](p .786 ) 。致使反托拉斯法的威慑力减弱。但到了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背弃政府积极干预而更多地倾向于自由放任一边 ,因而强调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 ,其直接影响是竞争政策的抽紧。这方面 ,1 98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解散全球第一大电讯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正由于以上两个特点 ,美国的反托拉斯及一系列竞争政策法规 ,在实施中更带有政府政策的鲜明特征———受政府政策选择偏好的影响。三、美国竞争政策 :一个世纪的实践1 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标志着一种法律化了的竞争政策的产生 ,由此开始了竞争政策的实施 ,到 2 0世纪结束 ,恰好 1 1 0年时间。一百多年以来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末于“二战”结束后的 50年代初 ,这是竞争政策实施的极不稳定时期。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 3 0年代经济大萧条 ,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一再受动荡所打断 ,与这种动荡的社会经济史背景相一致的是 ,美国竞争政策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时而为非常局势或临时性宏观政策所打断。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曾经掀起过两个高潮 ,同时亦曾三次被暂时搁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一战”之前的十几年间。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的头几年间 ,竞争政策事实上形同虚设 ,从 1 890年到 1 90 0年 ,反托拉斯法既未能遏止 1 9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美国企业兼并浪潮 ,也未能制止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其结果是 ,到 2 0世纪头几年 ,美国工商业中垄断活动更为猖獗。有研究揭示 ,在 1 90 4年积极活动的 3 1 8家大工业托拉斯中 ,除了 2 3家之外 ,其余都是在反托法颁布之后组成的[6 ](p .5 6 5 ) 。托拉斯的垄断活动引起公众的反感情绪日渐增强 ,迫使美国行政当局采取措施。第一个认真实施反托拉斯法的行政当局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 ( 1 90 1—1 90 9年 )。在罗斯福的两届任期内 ,行政当局调查并起诉到法院的违法案件共 42起 ,而在此之前的1 1年时间内 ,一共只有 1 8起 ,其中大部分为地区行政法院所象征性地予以处理 ,仅有 2— 3起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有关条款 ,处以当事企业对受害方以三倍之赔偿。罗斯福政府对待垄断企业的态度也是强硬的 ,在他任内 ,行政当局运用反托拉斯法解散了几家大的垄断企业 ,迫使企业间共谋价格、分割市场的行为大为收敛。到罗斯福政府末期 ,“反托拉斯已成为联邦官僚体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正由于这种原因 ,美国经济史家将罗斯福时期视为美国真正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分水岭”。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待大型垄断企业的态度 ,他并非一概否定大型垄断性企业。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联合的时代 ,任何阻止联合的努力将是无用的 ,而且最终将走上邪路 ,因为它将破坏效率 ,引起无目的的政府干预。因此 ,他的政府力图在垄断企业间分出“好的联合”与“坏的联合”[1](p.775 ) 。继罗斯福之后 ,连续两任总统均对竞争政策的实施持积极态度。一任是塔夫脱 ,在他的四年任内 ( 1 90 9—1 91 3年 ) ,行政当局共提出了 52起诉案 ,其中 2 6起发生在 1 91 2年。另一任是威尔逊( 1 91 3— 1 92 1年 ) ,在他任内的和平时期 ,一共调查和起诉了 95起案件。不仅如此 ,比起谢尔曼法颁布以来的历任总统来 ,威尔逊受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 ,他的顾问班子包括了约翰·贝茨·克拉克 (J.B .Clark ,1 847—1 93 8)和路易·布兰德伊斯 (LouisBrandeis)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与罗斯福不同 ,威尔逊主张为恢复竞争而制定一视同仁的法律 ,并相信垄断企业的过度发展已经破坏了美国企业的自由环境 ,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 ,就能恢复旧的竞争环境。正是出于此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Freedom)的信仰 ,威尔逊任内除积极地限制反托拉斯等垄断形式而外 ,还积极致力于完善竞争政策的法律。这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在 1 91 4年制定与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前者使行政当局得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付反竞争的企业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后者则进一步加强了竞争的政策法律体系。第二个高潮掀起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的 3 0年代末 40年代初。在威尔逊执政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 ,美国行政当局将越来越多的精力花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自己的工作尚无所适从 ,常常与联邦法院处于争执状态。因此而对垄断企业的调查与反竞争行为的查处渐次减少。而随着 1 91 7年美国的参战和战时经济管制计划的全面启动 ,联邦政府正式停止了反托拉斯举动 ,次年即 1 91 8年 ,国会通过一项新法令 ,(即《韦博—波米里恩法》—Webb PomereneAct,1 91 8) ,放宽了对垄断企业的限制 ,在出口方面允许联合和企业合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断竞争政策的实施。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立即恢复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但在整个 2 0年代 ,部分地由于美国公众对垄断企业态度的变化 ,政府受到的压力较小 ,部分地由于战时管制经济对反托法实施搁置的“惯性” ,反托拉斯法因而竞争政策的实施处于另一种形同虚设的地步。由于竞争政策形同虚设 ,垄断企业的财势再次迅速膨胀。到 1 93 0年 ,2 0 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美国非银行财产总额的 3 8% ,获得的收入占非银行总收入的 43 .3 % ,而这些公司仅为 2 0 0 0个私人控制[1](p .774) 。即使这种形同虚设的反托拉斯政策 ,也未能免于大萧条的冲击。大萧条中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 1 93 3年颁布的“新政”重要法令之一《全国产业复兴法》 ,首先宣布暂停实施反托拉斯法。在此后两年内 ,行政当局一改以往反垄断的立场转而扶植垄断 ,即建立政府支持的卡特尔产业组织体制。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在各工业部门制定的“公平竞争法” ,实际上成了保护卡特尔组织利益的工具 ,中小业主及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类法规下 ,过去反托拉斯法认定非法的价格协定实际上都合法化了。然而 ,随着 1 93 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及“新政”第一阶段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重新得到实施。而 1 93 7— 1 93 8年的经济再次衰退 ,则促成了 1 93 8年开始的对垄断企业的大规模调查和战前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高潮的到来。这次高潮主要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一个是“新政”对自由市场竞争的扭曲。由于“新政”采取鼓励卡特尔联合的态度 ,结果许多州政府纷纷效仿 ,试图通过扶持垄断的、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立法 ,来帮助工商企业 ,比如 ,允许制造商与销售商签定有关最低价格的协定。这种做法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 ;另一个是 1 93 7年至 1 93 8年的经济萧条。“新政”通过巨额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摆脱了大萧条 ,但只过了几年时间 ,美国经济又跌入新的萧条之中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信此次萧条主要是由于市场垄断所造成 ,由于卡特尔、托拉斯 (联合公司 )之间大多订有维持最低价格的协定 ,使得价格缺乏弹性 ,价格起不到传递市场需求状况信息的应有作用 ,从而使生产过剩加剧 ,导致了新的衰退。此次反垄断行动由两个内容组成 :一个是对垄断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由半官方的“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TemporaryNationalEco nomicCommittee)进行 ,持续了三年多时间。调查报告认为 ,“新政”期间的工商业政策加强了经济力量的集中。另一个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改以往对经济力量集中听之任之的态度 ,处理了众多的反托拉斯企业。在三年半时间内 ,多达 1 77件讼案得到受理 ,这相当于此前反托拉斯法问世以来近半个世纪内所受理讼案总数的一半 ,这些反托拉斯讼案主要涉及石油、冶金、汽车及电影拍摄等产业 ,同时还遏制了专利侵权、盗版等活动。此次反垄断高潮之声势 ,不亚于塔夫脱政府时期的反托拉斯活动 ,被认为是“从未有过的一次试图将它 [即反托法 ]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工具的尝试”。[1](p .780 ) 但与“一战”前的那次高潮一样 ,好景不长 ,1 942年之后 ,随着二战的扩大和美国参战 ,美国经济经历了又一次战时管制 ,反托拉斯法再次被中断实施。然而 ,随着战争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立即得到恢复。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工作恢复到二战前 40年代初的状况 ,在战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 ,调查与审理了 1 57宗违反竞争法规讼案。与此同时 ,战前 3 0年代受到削弱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维护市场竞争方面也恢复了以往的活力。这样 ,使得 3 0年代初恢复的较为强硬的竞争政策 ,重新得以延续。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 50年代中期 ,末于 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教义 ,构建所谓“混合经济”体制 ,进行“需求管理”的主要年份。虽然1 946年《就业法》的出台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得到美国法律认可 ,因为该法律将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之责任置于联邦政府肩上 ,但笔者考察[7](pp.10 6 - 115 ) 表明 ,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重构宏观经济体制及宏观管理系统的时间 ,应不早于 1 947年 ,而“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 (如财政“内在稳定器”等等 )之造就 ,则应该是 50年代初的事。由此可以认为 ,正是在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基本到位的情况下 ,竞争政策的调整方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点应该能够解释如下史实 :美国宏观体制与政策的改弦易张始于战后初期 ,而竞争政策的调整何以滞后到 50年代中期才得以进行。从 5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中期 ,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 :一改以往惩罚为主的做法 ,而变为以防范为主。具体做法有三 :其一是 ,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广泛沟通 ,取得各产业协会的支持 ,劝说垄断企业放弃某些反竞争做法。自 50年代中期始 ,联邦贸易委员会广泛利用“自愿程序”、“贸易实践会议”(trade practiceconferences)和“信息交换”等形式 ,劝戒企业放弃反竞争行为。其二是 ,建立专门机构 ,就竞争政策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指导 ,这始于 60年代初。1 96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产业指导局”(BureauofIndustryGuidance) ,开始向企业及公众就竞争政策方面的知识提供正式咨询 ,并向企业提供建议。其三是 ,制定法规 ,防止垄断的产生。这主要是通过限制企业并购 (M&A)进行的。客观地来讲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半个多世纪中 ,美国竞争政策的基本趋向是反垄断而不反企业并购 ,然而后来的事实一再表明 ,如果仅仅制止垄断而不从源头即垄断产生的主要途径上予以限制 ,则难以有效遏制垄断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 ,早在 2 0年代 ,美国司法当局就曾试图运用《克莱顿法》的有关条款限制企业并购 ,但只是到了战后 ,当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威胁到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时 ,美国政府才考虑修改有关法案 ,限制企业并购 ,时在 1 950年。该年国会通过《塞勒—凯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 ,对《克莱顿法》作了修改 ,确认如下原则 :一家公司握有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并由此削弱了竞争 ,应视为非法。据认为 ,这是明确的反企业并购法案。正是按照这个修正法案 ,杜邦公司不得不出让其所作握有的通用汽车公司 2 3 %的股份。竞争政策实施的第三个阶段始于 70年代中期 ,目前尚未见分晓。这个阶段的特征是 ,竞争政策立场游移不定 ,时紧时松 ,但总的趋向之一是 ,在实施具体法规中 ,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判断” ,而减少了“死扣规则”的做法。竞争政策游移不定的原因显然与经济形势有关。从 60年代最后两年开始 ,美国经济遇到新的麻烦 ,失业与通胀互换或所谓“菲律浦斯规律”运作的代价越来越大 ,而到70年代上半期终于陷入“滞胀”。面对严重的经济“滞胀” ,整个 70年代宏观政策是无所适从的 ,这引起公众对政府干预的普遍怀疑。但进入 80年代以来 ,罗纳德·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弦易张 ,促成了美国经济在 80年代和 90年代两个较长周期的强劲增长 ,与此同时 ,以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方面应用技术突破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也引起企业组织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这增加了执法当局实施竞争政策的难度。面对这种变化 ,“理性原则” ,即通过对具体案例效应的好坏判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亦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 ,在对待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问题上 ,主要盯住一些巨型企业 ,而对一般中小企业 ,则不大去管。这方面从 70年代对IBM公司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讼案的判决 ,80年代对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的裁决 ,到 90年代对微软公司的指控 ,均具有代表性。其中 ,IBM公司讼案经过长达 1 1年 ( 1 969— 1 980 )的时间 ,最终被分割成几个分立的 ,彼此处于竞争状态的平衡实体 ;AT&T经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决和劝说 ,放弃了一些地方性公司 ,而微软公司讼案迄今尚未见分晓。其二是 ,对管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垄断行为标准 ,则予以放宽。这主要是适应近几十年以来的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的要求。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有二 :一个是 70年代伊斯曼·柯达公司讼案。 1 972年 ,贝克摄影公司指控柯达公司搞垄断———同时向市场投放袖珍照相机和摄影胶卷这两种产品而事先未通知它的竞争对手 ,因而为地方法院判决对柯达公司罚款 870 0万美元 ,但 1 979年联邦上诉法院予以否决 ,撤销上述判决。撤销的理由是 :一个大型企业“仅仅因为他的有效规模而获得竞争性的收益” ,就不算违反反托拉斯法 ;另一个是 80年代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杜邦公司讼案的裁决。杜邦公司曾被指控在二氧化钛市场压倒了其它企业 ,因为到1 977年 ,该公司的市场份额已有 42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 1 980年的一份裁决中认为 ,“杜邦公司的行为是与它的技术能力和市场机会相一致的” ,因此不属于破坏竞争的行为。[4 ](p .174) 据认为 ,此判例确立了一个新的反托拉斯法实施原则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不违反谢尔曼法。”[5 ](p .2 36 ) 其三是 ,加大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加强了对商业欺诈、商业贿赂行为的制裁。这方面的立法虽然可以追溯至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 ,但由于美国商业传统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商业欺诈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与此同时 ,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 ,任何商业活动要得以长期维持下去并给它的参与者带来利润 ,欺诈行为显然难以长期奏效。然而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产品的日益复杂化 ,随着现代广告手段的采用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商业中有意或无意的欺诈行为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从 70年代起 ,美国政府加强了这方面的干预力度。主要措施包括 :( 1 )不断修改原有竞争法规 ,完善对商业欺诈行为的约束。 1 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修正案 ,明确提出制止“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作法 ,”并授权该委员会可在地区法院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同一时期 ,有 48个州制定了保护消费者权宜的法案 ;( 2 )加大司法力度。 1 979年最高法院裁定 ,消费者可以根据反托拉斯法提出三倍损害赔偿 ,同时明确了“消费者受损”的标志是 :“只要消费者被剥夺了金钱 ,它的财产也就受到了损害”。与此同时 ,在制止商业贿赂方面 ,除加大限制国内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而外 ,还试图制止外贸业中的贿赂行为。1 977年通过的《禁止对外贿赂法》规定 :任何美国企业 (企业负责人、经理、雇员、代理人和股东 )为了获得或维持已有业务而向任何外国官员、政党或政治候选人支付现金或送礼 ,或允许这种做法 ,都是违法的。而任何企业违反该法 ,最高可被罚款 1 0 0万美元 ,个人可能被处以 1万美元罚款及五年以下徒刑。值得注意的是 ,从 1 99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具国际性意义。一方面 ,美国巨型企业的并购 ,受到欧盟、日本等经济实体同类企业的关注 ,比如麦道与波音合并就曾受到欧盟空中客车公司的责难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越来越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推销”其竞争政策 ,与欧盟联手倡导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由于这种努力 ,如今许多国际经济组织 ,从发达国家的“俱乐部”OECD(经合组织 )到全球最大多边贸易体制WTO ,从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都在谈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预料 ,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也面临着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挑战 ,为此须及早关注发达国家的竞争政策 ,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政策 ,因为在当今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拟订中 ,“美国因素”几乎无处不在美国竞争政策:一种纵向的透视@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系!浙江杭州310028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垄断;;公平竞争;;利益-成本法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 ,它属于法律化了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肇始于美国 ,并且在美国得到持续而广泛的实施。本文纵向考察了美国 10 0年来竞争政策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其实践 ,探讨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1)竞争政策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2 )美国竞争政策运作的特点 ;(3)竞争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①关于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目标等问题,请参阅拙著《干预市场:当代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第1~2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同属竞争政策范畴之内的企业并购与反并购问题,请参阅拙文:“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第67~71页 [1]EllisW .Hawley,Antitrust,EncyclopediaofAmericanEconomicHistory:Vol.2[M].N .Y .1980.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 [3]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马歇尔·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与贸易法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保罗·格雷戈里,罗伯特·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8. [6]吉尔伯特·菲特,吉姆·里斯.美国经济史[M].长春:辽宁人
源自:   《》
民工成人的学历偏低,还使他们把握不了眼前渝中区基础教育的知识内容,对学生的能力培训要求,使他们没有能力辅导子女学习,只有9%的家长经常具象不仅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 ,反而有扩大和虚报成本的激励 ,以便将超额的经济利润隐藏在成本之中。所以 ,对医院来说 ,提高药品进货价格 (药价虚高 ) ,过度医疗 ,增加不必要的治疗和检查 (即小病大治 ) ,都是希望通过增加成本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第三 ,为了使会计报表中的利润显得“正常” ,规避政府的管制政策 ,往往还会增加医院自有资本的投入 ,进购大型高新技术医疗设备 ,一方面 ,在购买这些设备过程中往往也是定价虚高 ,另一方面 ,与劳动投入相比 ,资本投入比例偏高 ,扭曲了医院的投入组合比例 ,降低了医院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垄断的医疗服务市场结构 ,放权让利改革的同时缺乏对医院的有效监督 ,从而导致医院内部人而不是政府控制了医院。价格管制是针对服务项目而不是针对病种进行 ,在这三个条件下 ,医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最终是通过追求总成本最大来实现。与图 3相比 ,当平均总成本曲线从ATC1上升到ATC2 的位置时 ,图 4中的总成本 (即图中灰色矩形的面积 )增大。结果自然就是 ,价格增高 ,居民的实际医疗消费量减少 ,同时医疗总费用 (矩形面积 )上涨 ,医院可以获取无管制的垄断价格。因此 ,对价格升高、费用增加而居民实际消费量减少的可以解释如下 :改革前 ,尽管也存在着垄断 ,但由于采取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手段 ,医院没有经营自主权 ,同时医护人员的劳务报酬与服务量基本无关 ,因此 ,在服务项目价格管制原则下 ,城市医院没有也不可能有通过增加每病种服务项目的办法来增加成本乃至虚报成本的激励 ,医疗服务的平均总成本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位置大约如图 3。而改革以后 ,由于财政原因 ,也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政策方面的原因 ,尤其是受到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的影响 ,对过去完全由国家财政直接投入、直接经营的卫生机构的投入逐年减少 ,导致了卫生主管部门对医疗机构事实上的放权 ,如同国有企业一样 ,在医疗卫生部门也出现了“一放就乱”的后果。在打破过去统收统支的微观经营管理机制的同时 ,政府主管部门 (所有者 )缺乏合理的评价指标和相关信息 ,难以对非营利公立医院的经营者进行监督 ,同时 ,又缺乏竞争性市场的制约 ,因此 ,在按照服务项目加成定价原则而不是按照病种收费的价格管制政策下 ,导致了所有垄断企业在利润率管制政策下都必然会出现的成本虚高现象。增加每病种成本乃至虚报和夸大成本的结果就是医疗服务价格增加 ,实际消费量下降 ,医疗总费用上涨。在医疗投入不断加大的条件下 ,这种事实上的消费减少并不是由于生产能力限制 ,而是由于医院内部资源配置不当 (过度扩张资本和增加药品投入 ) ,以及由这种扭曲导致的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 (医护人员的创新活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低下造成的 ,也就是说 ,医院的医疗服务供给没有被推进到其生产可能性边界(PPF) ,而是落在了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技术上可以做到而由于制度原因 (缺乏竞争、缺乏有效监督 ,管制政策不当 )限制了医疗服务的供给 ,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医疗服务的制度性供给不足。不可否认 ,到目前为止的种种改革措施 (其实质基本上都是放权让利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因此 ,如果仅仅着眼于搞活微观经营机制的放权让利 ,而不在制度上形成与放权让利改革相配套的竞争性的市场资源配置体制、真正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和有效的监督和管制措施 ,往往会出现许多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 ,这些不良后果显然违背所有者“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卫生需要”的改革初衷。放权让利改革的局限性@孙庆文$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上海200433 @田文华$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上海200433 @郭龙$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上海200433放权让利;;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放权让利是在微观上搞活医院经营机制的必然选择,但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放权让利会造成内部人控制医院。在竞争性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医院“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结果是药价虚高和小病大治,每病种平均成本增大,导致医疗服务价格偏高和实际消费量减少,医院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低下。因此,在放权让利的同时,必须分析和寻找对医院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有效途径。[1]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36261. [2] 曹建文.现代医院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61170. [3] 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J].比较,2003,(7).5288. [4]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国有医疗卫生机构分类重组战略的选择[M].载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26440. [5] 粱小民,译.MichaelParkin.Economics[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373379.
源自:   《》
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又称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初创于20世纪60年代,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交叉性、边缘性的新兴学科,法经济学的一个初步定义为: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
源自: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04期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的经济学理论在其发展、演进历程中,价格理论的研究重心依次经历了商湿;价格、货币(资本)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3个阶段:相应的,整个经济学或经济理论的发展轨迹就是沿着商品价格—资本价格—资产价格这样的轴心前进的(吴晓求,20的)。
源自: 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以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律经济学概念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主要局限在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如关于效率标准的选择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微观经济学中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开始被大量的用于分析特定的法律问题。
源自: 法律经济学学科构建探析  《思想战线》2006年02期
被人忽略的是,为这组数据绷紧神经的其实还有各地地方长官: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总水平同比上涨5.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成为主要拉动因素:粮食价格上涨31.8%,油脂价格上涨22.5%,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3.5%,鲜蛋价格上涨30.3%……   这一凶猛的上涨势头已经持续数月,而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接下来的三四季度,涨幅或有回落,价格回落已无可能。
源自: 粮油价格上涨凶猛 发改委紧急调研应急预案  《中国经营报》200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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