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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们抓扶贫工作突出了规划落实户、项目资金户、池园扶贫户、科技扶持户、实体带动户、流通连结户、计生扶贫户、优惠政策户、挂联措施户9个重点,但其重中之重是抓好资金户。
源自: 推行小额直贷到户 加快扶贫越温进程  《山区开发》1999年10期
包括强化产品验收关,设计41套质量表格,从源头抓质量;对于技术状态有变化的产品,他要求做“两不”,即“设计不试验,试验不分析”;对于产品生产和装配,他要求科研人员做“四不”,即“测试不验收,验收不检验,检验不工艺保障,工艺保障不人员保证”。
源自: 火箭军团不敢懈怠  《中国航天报》2005/10/12
锥闲灾实钠笠导洹肮材薄奔按笃笠敌形?,但却不排斥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垄断力量的聚集。正由于这一漏洞 ,在该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 1 0年时间内 ,美国的托拉斯不是变少了 ,而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其三是 ,没有授权专门的机构来受理对妨碍贸易行为的起诉。由于将该法案的实施与一般民事法实施混在一起 ,因而在实施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对这样一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案来说 ,关于它所确定的某些原则的解释 ,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上述缺陷或漏洞 ,是在后来的长期司法实践中逐步被发现并得以补充完善的。但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的竞争政策法律体系框架 ,渐趋形成及完善起来。在这一框架形成过程中 ,1 91 4年通过的两部法案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部是《克莱顿法》(ClaytonAct,1 91 4)。其宗旨在于“防止垄断力量的积聚而非解散已经形成的垄断集团”[3](p .40 4) 。其主要条款有四 :( 1 )反对“有利于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的商品销售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和歧视行为 ;( 2 )禁止“搭配销售”(tie in)和约束买主的协定 ,这包括不允许要求卖主在经营自己商品的同时排除其竞争对手的商品 ;( 3 )禁止为减少竞争而买入竞争对手的股票 ;( 4)宣布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属于妨碍贸易的垄断组织。由于《克莱顿法》的通过 ,可以认为 ,早在“一战”之前 ,美国竞争政策实际上已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 :( 1 )关于企业反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 ;( 2 )关于企业之“限制性商业活动”(restrictivetradeprac tice) ;( 3 )企业间共谋 (conspiracy)。一般认为 ,这三项内容 ,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政策所包括的基本内容。第二部法案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TradeCommissionAct,1 91 4)。其主旨虽在于设立一个专门机构 ,来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但该法案同时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于商业活动中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法” ,均应“宣布为非法”。从而为竞争政策的实施开辟了广阔的空间[4 ](p.36 ) 。继上述法案之后 ,在 2 0世纪 3 0年代和 50年代 ,美国国会又出台了数部新的竞争政策法规 ,旨在对前三个法案进行增补和修正。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修正性法案有四项 :( 1 ) 1 93 6年颁布的《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 PatmanAct,1 93 6) ,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 ,详细列举了应予取缔的价格歧视行为。 ( 2 ) 1 93 7年的《米勒—泰丁斯法》(Miller Tyd ingsAct,1 93 7) ,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 ,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 ( 3 )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Wheeler LeaAct,1 93 8) ,禁止企业登载虚假广告 ,尤其是食品、药品、设备及化妆品方面的虚假广告。该法案对虚假广告的定义是 :“在实质上足以引起人们误解”的广告。 ( 4) 1 950年的《瑟勒—克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1 950 ) ,扩大了对企业兼并的限制。然而 ,上述法案仅仅是维护一般商业活动中竞争环境的法规 ,而差不多在这同期 ,美国还制定了一些约束具有行业性垄断特征行为的专门法案。这包括 1 92 0年的《运输法令》和 1 93 5年颁布的《公用事业控股法》。前者经多次修订 ,成为节制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运输业中垄断的有力武器 ,后者则对公用事业中的行业垄断行为形成某种威慑。二、实施竞争政策的权力机构及其运作特点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由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共同负责。在司法当局那里 ,具体负责竞争政策法规实施的机构是司法部下的“反托拉斯局”(Anti-trustDivision) ,它是根据美国国会在 1 90 3年的一项授权法案而设立的。这是一个“高度分立的专业化和官僚化的机构 ,由一群接受过反托拉斯法和反托拉斯经济学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充任”[1](p .777) 。主要负责司法程序所涉及的对违法企业的查处 ,受理有违竞争法规的上诉案件 ,并有权解释反托拉斯法。在行政当局那里 ,竞争政策的实施则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管理与实施机构 ,由五名成员组成 ,均由总统任命 ,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任期 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由两个工作机构组成 :一个是“竞争局”(BureauofCompetition) ,另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局 (BureauofConsumerProtection)。其中前者负责竞争政策法规的实施 ,后者负责对那些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提出诉讼。竞争政策的实施 ,主要由“竞争局”负责。就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所用手段和程序而言 ,司法当局的反托拉斯司的工作要简明的多 ,它主要以维护各种反托拉斯法为己任 ,通过法院系统裁决。与司法当局相比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方面 ,起的作用更大 ,工作程序更为复杂。不仅如此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组织的不断变化和反竞争性商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 ,其权限也不断得扩充。比如 ,按照 1 91 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其职责主要有二 :其一是 ,搜集和编纂情报资料 ,调查商业组织和商业机构的活动 ;其二是 ,作为一个准司法机构来行使职权。它可以凭借有关调查 ,比照有关法案 ,就某种限制性贸易行为或妨碍贸易的行为作出法与非法之评判。还可以发布命令 ,禁止某些有损公平竞争的商业行为。但在后来 ,其权限逐步扩展至许多方面 ,甚至包括制定行业商业规则。这种权限的扩展 ,主要是通过对有关法规的解释达的。比如 ,从 1 963年起 ,它以使《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关于“不正当的竞争或欺骗性的做法”之具体化为由 ,颁布了第一部“贸易管理规则”(traderegulationrule) ,由于有人怀疑它是否有此权力的诉讼为上诉法院所驳回 ,使这一权限合法化。而 1 975年通过的《麦格纳森 -莫斯担保法》(Magnuson -MossWarrantyAct,1 975,又称“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 ,则正式赋予该机构上述权限。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 ,法律对反竞争行为的界定比较含糊 ,这留给司法行政当局充分的活动空间。具体来说 ,虽然有关法案宣布“限制贸易”、“垄断商业”的行为为非法 ,但却不对这些行为以具体的界定 ,而将解释权留给司法当局和行政执法机构。正由于这种原因 ,法院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具体案例的判决条文“对竞争政策的实际内容”有着巨大的影响[1](p .778) 。比如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问世的最初 2 0多年中 ,司法当局曾将所有限制贸易的协议判为非法和约 ,但在 1 91 1年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两项案子时 ,却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宣布法院可以鉴别限制贸易的具体和约是否合理 ,只认定“非合理之协定”为非法。据认为 ,由于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美国司法当局在1 91 1年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 ,所坚持的行为准则是 :“禁止反竞争的市场行为 (如运用削价排除竞争对手、企业合并及价格确定 ) ,而不禁止垄断本身的存在”[5 ](p .2 36 ) 。但 1 945年对美国铝业公司案件的裁决 ,又对上述法规作了新的解释 ,法院首次认定 ,“不管业务合理与否 ,实际的垄断就是非法” ;“控制一个工业部门业务活动的 90 % ,肯定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即便控制 60 % ,也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6 ](p .5 6 5 ) 。然而了 70年代 ,这种解释又出现反复。 1 972年在审理伊斯曼 -柯达公司的讼案和 1 97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杜邦公司的裁决确定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 ,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5 ](p .2 36 ) 。另一个特点是 ,行政当局对竞争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 ,行政当局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提请国会不断修订已有法规。比如《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本身就是应当时的行政当局———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要求提出并通过的。时在“一战”前夕 ,美国托拉斯泛滥 ,严重威胁着市场的公平环境 ,这引发了美国政界围绕维护自由竞争或容忍托拉斯不受限制发展问题的一场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 ,以主张自由竞争著称的威尔逊总统获胜 ,力主通过了上述两个重要竞争法规。由于这两个法规的引入 ,大大强化了竞争政策维护自由竞争的立场。相比之下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通过的《罗宾逊—帕特曼法》( 1 93 6年 ) ,则大为软化了反托拉斯与反垄断立场 ,这也与当时行政当局的主张密不可分。当时正值“大萧条”后经济恢复时期 ,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出于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考虑 ,容忍某些反竞争的商业行为。这两个法案所持竞争政策立场一紧一松 ,恰成对照。另一方面 ,行政当局所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竞争政策所持态度 ,直接影响着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 ,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期间 ( 1 93 3— 1 93 6年 ) ,就曾通过总统法暂时中止了反托拉斯法的执行 ,鼓励企业建立垄断价格的卡特尔组织。而在里查德·尼克松执政时期 ,还曾出现过一种“不经过诉讼而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协商”来解决企业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的做法[6 ](p .786 ) 。致使反托拉斯法的威慑力减弱。但了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背弃政府积极干预而更多地倾向于自由放任一边 ,因而强调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 ,其直接影响是竞争政策的抽紧。这方面 ,1 98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解散全球第一大电讯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正由于以上两个特点 ,美国的反托拉斯及一系列竞争政策法规 ,在实施中更带有政府政策的鲜明特征———受政府政策选择偏好的影响。三、美国竞争政策 :一个世纪的实践1 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标志着一种法律化了的竞争政策的产生 ,由此开始了竞争政策的实施 , 2 0世纪结束 ,恰好 1 1 0年时间。一百多年以来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末于“二战”结束后的 50年代初 ,这是竞争政策实施的极不稳定时期。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 3 0年代经济大萧条 ,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一再受动荡所打断 ,与这种动荡的社会经济史背景相一致的是 ,美国竞争政策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时而为非常局势或临时性宏观政策所打断。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曾经掀起过两个高潮 ,同时亦曾三次被暂时搁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一战”之前的十几年间。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的头几年间 ,竞争政策事实上形同虚设 ,从 1 890年 1 90 0年 ,反托拉斯法既未能遏止 1 9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美国企业兼并浪潮 ,也未能制止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其结果是 , 2 0世纪头几年 ,美国工商业中垄断活动更为猖獗。有研究揭示 ,在 1 90 4年积极活动的 3 1 8家大工业托拉斯中 ,除了 2 3家之外 ,其余都是在反托法颁布之后组成的[6 ](p .5 6 5 ) 。托拉斯的垄断活动引起公众的反感情绪日渐增强 ,迫使美国行政当局采取措施。第一个认真实施反托拉斯法的行政当局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 ( 1 90 1—1 90 9年 )。在罗斯福的两届任期内 ,行政当局调查并起诉法院的违法案件共 42起 ,而在此之前的1 1年时间内 ,一共只有 1 8起 ,其中大部分为地区行政法院所象征性地予以处理 ,仅有 2— 3起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有关条款 ,处以当事企业对受害方以三倍之赔偿。罗斯福政府对待垄断企业的态度也是强硬的 ,在他任内 ,行政当局运用反托拉斯法解散了几家大的垄断企业 ,迫使企业间共谋价格、分割市场的行为大为收敛。罗斯福政府末期 ,“反托拉斯已成为联邦官僚体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正由于这种原因 ,美国经济史家将罗斯福时期视为美国真正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分水岭”。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待大型垄断企业的态度 ,他并非一概否定大型垄断性企业。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联合的时代 ,任何阻止联合的努力将是无用的 ,而且最终将走上邪路 ,因为它将破坏效率 ,引起无目的的政府干预。因此 ,他的政府力图在垄断企业间分出“好的联合”与“坏的联合”[1](p.775 ) 。继罗斯福之后 ,连续两任总统均对竞争政策的实施持积极态度。一任是塔夫脱 ,在他的四年任内 ( 1 90 9—1 91 3年 ) ,行政当局共提出了 52起诉案 ,其中 2 6起发生在 1 91 2年。另一任是威尔逊( 1 91 3— 1 92 1年 ) ,在他任内的和平时期 ,一共调查和起诉了 95起案件。不仅如此 ,比起谢尔曼法颁布以来的历任总统来 ,威尔逊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 ,他的顾问班子包括了约翰·贝茨·克拉克 (J.B .Clark ,1 847—1 93 8)和路易·布兰德伊斯 (LouisBrandeis)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与罗斯福不同 ,威尔逊主张为恢复竞争而制定一视同仁的法律 ,并相信垄断企业的过度发展已经破坏了美国企业的自由环境 ,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 ,就能恢复旧的竞争环境。正是出于此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Freedom)的信仰 ,威尔逊任内除积极地限制反托拉斯等垄断形式而外 ,还积极致力于完善竞争政策的法律。这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在 1 91 4年制定与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前者使行政当局得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付反竞争的企业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后者则进一步加强了竞争的政策法律体系。第二个高潮掀起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的 3 0年代末 40年代初。在威尔逊执政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 ,美国行政当局将越来越多的精力花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自己的工作尚无所适从 ,常常与联邦法院处于争执状态。因此而对垄断企业的调查与反竞争行为的查处渐次减少。而随着 1 91 7年美国的参战和战时经济管制计划的全面启动 ,联邦政府正式停止了反托拉斯举动 ,次年即 1 91 8年 ,国会通过一项新法令 ,(即《韦博—波米里恩法》—Webb PomereneAct,1 91 8) ,放宽了对垄断企业的限制 ,在出口方面允许联合和企业合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断竞争政策的实施。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立即恢复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但在整个 2 0年代 ,部分地由于美国公众对垄断企业态度的变化 ,政府受的压力较小 ,部分地由于战时管制经济对反托法实施搁置的“惯性” ,反托拉斯法因而竞争政策的实施处于另一种形同虚设的地步。由于竞争政策形同虚设 ,垄断企业的财势再次迅速膨胀。 1 93 0年 ,2 0 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美国非银行财产总额的 3 8% ,获得的收入占非银行总收入的 43 .3 % ,而这些公司仅为 2 0 0 0个私人控制[1](p .774) 。即使这种形同虚设的反托拉斯政策 ,也未能免于大萧条的冲击。大萧条中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 1 93 3年颁布的“新政”重要法令之一《全国产业复兴法》 ,首先宣布暂停实施反托拉斯法。在此后两年内 ,行政当局一改以往反垄断的立场转而扶植垄断 ,即建立政府支持的卡特尔产业组织体制。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在各工业部门制定的“公平竞争法” ,实际上成了保护卡特尔组织利益的工具 ,中小业主及消费者利益受损害。在这类法规下 ,过去反托拉斯法认定非法的价格协定实际上都合法化了。然而 ,随着 1 93 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及“新政”第一阶段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重新得实施。而 1 93 7— 1 93 8年的经济再次衰退 ,则促成了 1 93 8年开始的对垄断企业的大规模调查和战前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高潮的来。这次高潮主要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一个是“新政”对自由市场竞争的扭曲。由于“新政”采取鼓励卡特尔联合的态度 ,结果许多州政府纷纷效仿 ,试图通过扶持垄断的、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立法 ,来帮助工商企业 ,比如 ,允许制造商与销售商签定有关最低价格的协定。这种做法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 ;另一个是 1 93 7年至 1 93 8年的经济萧条。“新政”通过巨额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摆脱了大萧条 ,但只过了几年时间 ,美国经济又跌入新的萧条之中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信此次萧条主要是由于市场垄断所造成 ,由于卡特尔、托拉斯 (联合公司 )之间大多订有维持最低价格的协定 ,使得价格缺乏弹性 ,价格起不传递市场需求状况信息的应有作用 ,从而使生产过剩加剧 ,导致了新的衰退。此次反垄断行动由两个内容组成 :一个是对垄断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由半官方的“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TemporaryNationalEco nomicCommittee)进行 ,持续了三年多时间。调查报告认为 ,“新政”期间的工商业政策加强了经济力量的集中。另一个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改以往对经济力量集中听之任之的态度 ,处理了众多的反托拉斯企业。在三年半时间内 ,多达 1 77件讼案得受理 ,这相当于此前反托拉斯法问世以来近半个世纪内所受理讼案总数的一半 ,这些反托拉斯讼案主要涉及石油、冶金、汽车及电影拍摄等产业 ,同时还遏制了专利侵权、盗版等活动。此次反垄断高潮之声势 ,不亚于塔夫脱政府时期的反托拉斯活动 ,被认为是“从未有过的一次试图将它 [即反托法 ]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工具的尝试”。[1](p .780 ) 但与“一战”前的那次高潮一样 ,好景不长 ,1 942年之后 ,随着二战的扩大和美国参战 ,美国经济经历了又一次战时管制 ,反托拉斯法再次被中断实施。然而 ,随着战争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立即得恢复。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工作恢复二战前 40年代初的状况 ,在战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 ,调查与审理了 1 57宗违反竞争法规讼案。与此同时 ,战前 3 0年代受削弱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维护市场竞争方面也恢复了以往的活力。这样 ,使得 3 0年代初恢复的较为强硬的竞争政策 ,重新得以延续。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 50年代中期 ,末于 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教义 ,构建所谓“混合经济”体制 ,进行“需求管理”的主要年份。虽然1 946年《就业法》的出台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得美国法律认可 ,因为该法律将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之责任置于联邦政府肩上 ,但笔者考察[7](pp.10 6 - 115 ) 表明 ,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重构宏观经济体制及宏观管理系统的时间 ,应不早于 1 947年 ,而“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 (如财政“内在稳定器”等等 )之造就 ,则应该是 50年代初的事。由此可以认为 ,正是在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基本位的情况下 ,竞争政策的调整方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点应该能够解释如下史实 :美国宏观体制与政策的改弦易张始于战后初期 ,而竞争政策的调整何以滞后 50年代中期才得以进行。从 50年代中期 70年代中期 ,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 :一改以往惩罚为主的做法 ,而变为以防范为主。具体做法有三 :其一是 ,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广泛沟通 ,取得各产业协会的支持 ,劝说垄断企业放弃某些反竞争做法。自 50年代中期始 ,联邦贸易委员会广泛利用“自愿程序”、“贸易实践会议”(trade practiceconferences)和“信息交换”等形式 ,劝戒企业放弃反竞争行为。其二是 ,建立专门机构 ,就竞争政策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指导 ,这始于 60年代初。1 96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产业指导局”(BureauofIndustryGuidance) ,开始向企业及公众就竞争政策方面的知识提供正式咨询 ,并向企业提供建议。其三是 ,制定法规 ,防止垄断的产生。这主要是通过限制企业并购 (M&A)进行的。客观地来讲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半个多世纪中 ,美国竞争政策的基本趋向是反垄断而不反企业并购 ,然而后来的事实一再表明 ,如果仅仅制止垄断而不从源头即垄断产生的主要途径上予以限制 ,则难以有效遏制垄断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 ,早在 2 0年代 ,美国司法当局就曾试图运用《克莱顿法》的有关条款限制企业并购 ,但只是了战后 ,当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威胁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时 ,美国政府才考虑修改有关法案 ,限制企业并购 ,时在 1 950年。该年国会通过《塞勒—凯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 ,对《克莱顿法》作了修改 ,确认如下原则 :一家公司握有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并由此削弱了竞争 ,应视为非法。据认为 ,这是明确的反企业并购法案。正是按照这个修正法案 ,杜邦公司不得不出让其所作握有的通用汽车公司 2 3 %的股份。竞争政策实施的第三个阶段始于 70年代中期 ,目前尚未见分晓。这个阶段的特征是 ,竞争政策立场游移不定 ,时紧时松 ,但总的趋向之一是 ,在实施具体法规中 ,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判断” ,而减少了“死扣规则”的做法。竞争政策游移不定的原因显然与经济形势有关。从 60年代最后两年开始 ,美国经济遇新的麻烦 ,失业与通胀互换或所谓“菲律浦斯规律”运作的代价越来越大 ,而70年代上半期终于陷入“滞胀”。面对严重的经济“滞胀” ,整个 70年代宏观政策是无所适从的 ,这引起公众对政府干预的普遍怀疑。但进入 80年代以来 ,罗纳德·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弦易张 ,促成了美国经济在 80年代和 90年代两个较长周期的强劲增长 ,与此同时 ,以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方面应用技术突破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也引起企业组织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这增加了执法当局实施竞争政策的难度。面对这种变化 ,“理性原则” ,即通过对具体案例效应的好坏判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亦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 ,在对待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问题上 ,主要盯住一些巨型企业 ,而对一般中小企业 ,则不大去管。这方面从 70年代对IBM公司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讼案的判决 ,80年代对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的裁决 , 90年代对微软公司的指控 ,均具有代表性。其中 ,IBM公司讼案经过长达 1 1年 ( 1 969— 1 980 )的时间 ,最终被分割成几个分立的 ,彼此处于竞争状态的平衡实体 ;AT&T经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决和劝说 ,放弃了一些地方性公司 ,而微软公司讼案迄今尚未见分晓。其二是 ,对管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垄断行为标准 ,则予以放宽。这主要是适应近几十年以来的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的要求。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有二 :一个是 70年代伊斯曼·柯达公司讼案。 1 972年 ,贝克摄影公司指控柯达公司搞垄断———同时向市场投放袖珍照相机和摄影胶卷这两种产品而事先未通知它的竞争对手 ,因而为地方法院判决对柯达公司罚款 870 0万美元 ,但 1 979年联邦上诉法院予以否决 ,撤销上述判决。撤销的理由是 :一个大型企业“仅仅因为他的有效规模而获得竞争性的收益” ,就不算违反反托拉斯法 ;另一个是 80年代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杜邦公司讼案的裁决。杜邦公司曾被指控在二氧化钛市场压倒了其它企业 ,因为1 977年 ,该公司的市场份额已有 42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 1 980年的一份裁决中认为 ,“杜邦公司的行为是与它的技术能力和市场机会相一致的” ,因此不属于破坏竞争的行为。[4 ](p .174) 据认为 ,此判例确立了一个新的反托拉斯法实施原则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不违反谢尔曼法。”[5 ](p .2 36 ) 其三是 ,加大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加强了对商业欺诈、商业贿赂行为的制裁。这方面的立法虽然可以追溯至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 ,但由于美国商业传统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商业欺诈行为受很大的约束。与此同时 ,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 ,任何商业活动要得以长期维持下去并给它的参与者带来利润 ,欺诈行为显然难以长期奏效。然而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和产品的日益复杂化 ,随着现代广告手段的采用 ,消费者权益受侵害 ,商业中有意或无意的欺诈行为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从 70年代起 ,美国政府加强了这方面的干预力度。主要措施包括 :( 1 )不断修改原有竞争法规 ,完善对商业欺诈行为的约束。 1 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修正案 ,明确提出制止“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作法 ,”并授权该委员会可在地区法院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同一时期 ,有 48个州制定了保护消费者权宜的法案 ;( 2 )加大司法力度。 1 979年最高法院裁定 ,消费者可以根据反托拉斯法提出三倍损害赔偿 ,同时明确了“消费者受损”的标志是 :“只要消费者被剥夺了金钱 ,它的财产也就受了损害”。与此同时 ,在制止商业贿赂方面 ,除加大限制国内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而外 ,还试图制止外贸业中的贿赂行为。1 977年通过的《禁止对外贿赂法》规定 :任何美国企业 (企业负责人、经理、雇员、代理人和股东 )为了获得或维持已有业务而向任何外国官员、政党或政治候选人支付现金或送礼 ,或允许这种做法 ,都是违法的。而任何企业违反该法 ,最高可被罚款 1 0 0万美元 ,个人可能被处以 1万美元罚款及五年以下徒刑。值得注意的是 ,从 1 99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具国际性意义。一方面 ,美国巨型企业的并购 ,受欧盟、日本等经济实体同类企业的关注 ,比如麦道与波音合并就曾受欧盟空中客车公司的责难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越来越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推销”其竞争政策 ,与欧盟联手倡导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由于这种努力 ,如今许多国际经济组织 ,从发达国家的“俱乐部”OECD(经合组织 )全球最大多边贸易体制WTO ,从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都在谈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预料 ,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也面临着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挑战 ,为此须及早关注发达国家的竞争政策 ,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政策 ,因为在当今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拟订中 ,“美国因素”几乎无处不在美国竞争政策:一种纵向的透视@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系!浙江杭州310028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垄断;;公平竞争;;利益-成本法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 ,它属于法律化了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肇始于美国 ,并且在美国得持续而广泛的实施。本文纵向考察了美国 10 0年来竞争政策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其实践 ,探讨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1)竞争政策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2 )美国竞争政策运作的特点 ;(3)竞争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①关于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目标等问题,请参阅拙著《干预市场:当代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第1~2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同属竞争政策范畴之内的企业并购与反并购问题,请参阅拙文:“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第67~71页 [1]EllisW .Hawley,Antitrust,EncyclopediaofAmericanEconomicHistory:Vol.2[M].N .Y .1980.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 [3]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马歇尔·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与贸易法规[M].北京:中国社会科
源自:   《》
历史资料表明,从 1897 年1973 年,90%的内阁成员或者是社会经营,或者是企业经营,因而在国家系统中处于领导地尉经营任务主要是:(1)对中小企业投资;(2)中小企业岛内外技术合作咨询顾问服务;(3)中小企业市场与产品开发的咨询顾问服务;(4)中小企业投资顾问;(5)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企划及咨询服务;(6)协助中小企业制定中长期规划。开发公司投资条件(1)符合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所定标准者;(2)无不良信用记录;(3)经营良好,有发展潜力;(4)往来银行、当局辅导单位推荐优先考虑。开发公司的服务功能是(1)强化企业经营、提升信誉地位;(2)培训人才、强化公司组织;(3)改善与金融机构往来关系、增强财务结构;(4)提供全方位辅导;(5)协助企业升级或转型。第四部分高新技术中小企业也是台湾高科技发展的主力。目前台湾已成为全世界个人电脑的制造中心,笔记本电脑生产居世界第一位。特别是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孵化出一批又一批高科技企业,带动了整个台湾产业的转型升级。预计2000年台湾技术密集产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40%,2010年将占50%以上,技术输出与输入将趋于平衡。改善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是台湾当局一向关注的重点。表现在重视中小企业研究开发,促进产业升级上,他们每年拨出新台币约30亿元辅助中小企业,鼓励业者从事研究开发工作,以朝向高科技及高附加值产业发展。1986年,台湾中小企业技术密集产业占20%;传统产业占40%,基础产业占35%左右。2000年,技术密集产业将提高42%,传统产业降至24%。目前台湾当局又力主企业投入十大新兴产业,如电脑、资讯、环保、生化、通讯、半导体、医疗以及关键零件组件工业等。台湾经济当局为协助中小企业技术升级,并促使所属事业的研发方向及成果能与产业界紧密结合,特制订“经济部所属事业协助中小企业推动研究发展计划”,从“中油”、台电、台糖等三家的研发经费中提拨10%~20%经费(约6.4亿元)协助中小企业研发,并进一步引导中小企业积极投入技术升级工作,为即将来临的创造化时代预先铺路。另外“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还将整合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创业投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协助他们进行新产品开发活动,使中小企业迈进联盟或异业合作,进行联合行销,联合投资,联合研发,达资源共享的目标。(一)科学园区1995年全球科学园区、研发园区及创业育成中心研讨会上,英国剑桥大学富密克教授说:“科学园区因为推动与调合了产业界与科学界所有可能的合作机会,以致于大幅的缩短了将研究成果转换为创新产品的时间。科学园区是竞争优势的创造者,对于国家及特定区域未来的成长态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台湾高科技的发展,便是以发展科学园区为先导。1980年建立的第一座科学园——新竹科学园的成功促使台湾当局建立更多的科学园区。台当局在已筹建若干个科学园区基础上,现又规划了台湾的“新科技园区蓝图”,主要建立三大类型的工业区:①科学工业园区:在北部扩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在南部台南建立第二个科学园区,使其成为发展生物技术、精密仪器及航太暨自动化零件等的专业区。②软体工业区:北、中、南各一个,北部在台北市南港,已进入建设阶段;中部在台中;南部在高雄,现已进入规划阶段。③科技工业区:着重在生产上应用实用科技知识。1997年初,台湾当局明确提出将台湾建设成为“科技岛”的方针,1998年作出从目前2010年台湾科技与科技产业发展方向的具体规划,在其措施中将发展各类科技园区作为建设科技岛的主要骨架。一是继续推动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发展各类卫星园区,研究未来新科学工业园区的措施;二是开发各类智慧型园区;同时鼓励民间开发各类园区。1.1新竹科学工业园区1.1.1基本情况台湾的第一个科学工业园区,于1980年在新竹正式成立。其目的在于引进高科技工业及科学技术人才,以鼓励岛内工业技术研究创新,促进高科技工业的发展,使台湾的经济建设得以快速发展。园区主要规划为工业区、住宅区和休闲娱乐区,目前已开发600公项土地。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与园区为邻,因此在产品研发和人才培训上,园区厂商可得充分支援。1997年底,园区从业人员共有6.8万人,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占58%,平均年龄31岁。留学生回台湾创立的公司达97家,人数近3000人。1997年底,累计入区公司245家,除了202家本土厂商外,还有43家外商企业。产业为集成电路、电脑及外围、通讯、光电、精密机械和生物技术六类。整体营业额4002亿元,成长率25.6%。园区共有25家公司股票上市或上柜。其中集成电路产业15家,电脑及外围产业8家,通讯产业2家。台湾集成电路公司还进军美国市场,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国际知名大厂也纷纷与园区公司签订技术合作。新竹园区的发展,是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核心。园区半导体产业已建立完整产业分工体系,成为全球第四大半导体生产基地,电脑与外围设备、光电、通讯等产业亦持续稳定成长。同时它也为全世界发展科学工业园区树立了楷模。1.1.2发展特点①——园区内的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且有些企业规模比园区外还小。——进入园区的企业经过严格审查,要求企业研究发展技术层次较高,开发出的产品能很快打入市场并且具有较好的经营计划与策略。——园区中的创业性投资,大多为海外学者返台创业者,这些人具有自主的创新发展技术及销售产品的能力,大多从硅谷返台,并与硅谷有密切关系。——园区内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多生产附加价值较高的产品,并利用台湾当地工程技术人才进行产品开发及改良。——投入研究发展的经费平均高出区外企业5~6·89·改革①参见国家科委海峡两岸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徐昆明主编:“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台湾科技与产业指南》,测绘出版社1997年9月,第300-301页倍。园区公司每年研发费用支出占营业额的比例约为5.4%,而台湾制造业平均只有1%左右。——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区外企业。——园区没有家族型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代工、虚拟工厂与策略联盟。由于制造研发能力强,国际知名厂商此寻求代工者络绎不绝。许多厂商趋向虚拟工厂。所谓虚拟工厂是指“我做的质量比你自己做得还好,成本更低”,一旦达这种特定市场的竞争地位就很难有人挑战。更进一步,许多国际知名高科技公司将园区公司纳入全球化竞争的产业网络中,以策略联盟或共同经营共创竞争优势。——为激励人才,园区一些企业实行“员工认股制”,规定员工可以技术作股。——越来越多厂商竞争力由单项产品提升整合系统。他们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在于调度与管理不同的能力、经验、资源,以满足每一位客户不同的严格要求。像多伦多大学的产业经济专家怀斯教授说他带着在加拿大买的宏基电脑,世界各国出席会议,均能迅速在当地获得零、配件与维修服务。目前为止,新竹科学园区拥有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40%的多项高科技产品。当局拟投入建设经费1054亿元新台币,用25年时间将该园区建成科学城和21世纪国际科技重镇。1.2台南科学工业园区为加速促进台湾高科技产业进一步成长和区域均衡发展,1995年台湾当局在台南县设立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拟定的发展远景是:(1)景致幽美可永续发展之国际科技都会;(2)活泼创新生生不息的亚太科技重镇;(3)能孕育结合高品质人文、科技与工商活动的多元高科技文化。提高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竞争力的五大策略是:(1)策略性的产业发展计划:台南科学工业园区将分两期共十五年完成。初期规划的策略产业是微电子精密机械、半导体及农业生物科技。预计2010年引进100家高科技厂商,雇用4万名科技人才,目标产值达9000亿台币。(2)永续发展的社区营造:第一期工程有产业专业区、研发设计中心、环保中心、货物转运中心、管理中心、学校区、住宅区与公园区。配合景观设计与环境经营,以实现国际性都会公园。为强化永续发展的机能,环境质量将运用生态循环技术,强化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此外还规划出园区周围二千公顷的“特定区”,使之成为高质量的研究开发、生产与生活的资源区。(3)迅速引进高科技产业,跨越自发性成长的门槛:为降低高科技产业发展初期的社会成本,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将采取先引进岛内外高科技产业,再孕育当地高科技创业的策略。管理局也配合“经济部”在台南县成立的中小企业育成中心,积极孵化高科技创业,创业成功的公司优先考虑进驻园区。(4)配合科技整合形成发展优势: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依据产学合作、“部会”整合及台湾科技计划来推动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如生物科技产业,依据“国科会”协调“卫生署”“经济部”“农委会”所制定的法规和产业基础设施,以及经产学合作的台湾科技计划整合大学院校、各试验所等农业与生物技术研究资源,将南部地区丰富的资源转换成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的生物科技产业。(5)连接南台湾社会资源,孕育多元高科技文化:设置NII骨干网络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工研院南部分院、各大专院校、育成中心、科技工业区形成“科技产业网络”。同时与周围各社区的文化、艺术与科技资源形成“智慧创意网络”,共同孕育南台湾的高科技文化。1997年7月11日,台湾又宣布在苗栗县的竹南和铜锣西地设置第三个科学园区——苗栗科学园,以电子产业为主、生物科技产业为辅。台湾“国科会”和“科学园区管委会”对各园区做的分工定位是:新竹科学园区是“研发、设计的重镇”;台南科学园区是向“较高科技制造业方向起跑”,当其制造业饱和时,也将成为研发、设计的据点。而苗栗园区则朝培植扩展科技产业的方向发展。1.3智慧工业园区1997年台湾“经济部”制定大型计划,在未来10年内在全岛筹建20~30个智慧工业园区,由北而南,每二三十公里建一个,以每年开发2~3座的速度进行。继官方兴建科学园区之后,民间也纷纷参与,1996年7月,宏基集团主导开发“宏基多功能智慧园区”,拟建成融生活、工作、休闲、学习于一体的新社区模式;“台糖”公司和“视讯网络应用开发协会”也主导建立了“台东网络科学园区”,目标是以开发网际网络最新产品佳娃软体为主。1998年初台湾“经济部”又审查通过了“路竹智慧型工业园区”和“环球智慧工业园区”两项民间开发计划案。拟结合地方的发展条件与产业特色,定位为“地区经济基础型”的智慧型工业园区。(二)高科技产业筹资2.1资本市场台湾高科技企业取得外部资金的主要方式:(1)负债部分,以贷款及发行公司债为主。贷款若金额庞大,大都以银行财团联贷方式进行。另外,台湾企业赴海外筹资在近年来蔚然成风,故在债券发行方面,发行海外可转换公司债(CB)的企业也不少;(2)权益部分,除传统的以现金增资发行新股方式向大众募集资金外,发行海外存托凭证(GDR)也是重要的集资渠道。台湾当局采取各项对高科技产业有利的融资服务措施,如台湾“中央银行”出台有“策略性科技工业投资计划贷款”“中小企业开发性计划及中小企业升级贷款”“外币资金融通”等,用以协助专业银行配合产业升级的资金需求;当局重新核定“第三类科技事业股票上市标准”使得高科技产业得以有较宽松的标准通过资本市场获取资金。2.2创业投资台湾的创业投资,起源于1977年李国鼎先生①对美国硅谷所作的考察。他发现,硅谷的兴起是从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Termen)拿出数百余美元,鼓励他的两个毕业生惠列(Hewlet)和派克(Peckard)去创业开始的,这也就是创业投资的原始型态。创业投资的创办者,通常是公司资深的总裁出身,担任过大公司的财务、管理、市场、技术等各部门工作,经验丰富、判断能力强,自己也有相当积蓄,投资计划只要有半数成功就可以赚很多钱,足以弥补损失。于是,回台湾后他便提出创业投资的概念。②起初由台湾“中华开发信托公司”配合开发基金所提资金参与创业投资,台湾交通银行会同开发基金与“中华开发信托公司”,暂时负起创业投资者的任务。创业投资充当了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助推器。1983年11月,台湾“行政院”首次颁布“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并以“财政部”作为创业投资的主管部门,采取措施大力扶植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主要措施包括:③——直接提供资金。台湾“行政院开发基金”通过公营的“交通银行”,分别于1985年和1991年出资8亿元和16亿元新台币成立“种子基金”,参与创业投资公司的设立。——税收优惠政策。台湾当局在“奖励投资条例”和“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中,对创业投资者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与减免,以此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解除投资条件限制。台湾“行政院”先后三次修改“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放宽各种相关限制。1994年台“财政部”又允许保险公司、民营银行投资创投公司,使创投公司的基金来源更加广泛。从1984年成立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1997年6月底,已有创投公司64家。资本总额358亿元新台币。管理方式有三类:(1)自行管理基金的创投公司,约占创投公司总数的46%;(2)管理创投公司的基金管理公司,约占41%;(3)自行管理并受委托管理他人基金的创投公司,约占13%。公司规模也有大中小之分:(1)9家大公司,管理基金规模总金额在30亿元新台币以上;(2)中型公司基金规模在10~30亿元之间;(3)小型公司有轻薄短小优势,投资效率不菲。尤其是台湾高科技产业未来将朝向软件、新创意公司发展,许多公司成立时,只需要几千万资金,因此也给小型创投公司提供了相当多的投资机会。有人认为,未来小型创投公司会比规模更大的创投公司更能发挥投资的效率。④创投业已投资的岛内外高科技公司近1000家。经过创业投资支持成长起来的高科技公司又转而投资创投业,宏基电脑在1984年就成立了岛内第一家“宏大创投资公司”,1997年又和“和通”公司合作成立“宏通创投”公司。专注于软件和通讯领域的投资。近年,岛内金融机构、企业财团纷纷参与,国际性创业投资基金也有涉足,它有力地推动了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是也有困难和问题,表现在(范骏,1998):——资金来源结构不尽合理,缺乏长期资金。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投资占创投资本额的比重仅为6.1%和4.66%。而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则是美国创投资金的主要来源;——资金募集能力低,短期行为突出。由于尚未开放创投公司上市或上柜交易,使其不能向公众募集资金。因此大多数创投公司资金短缺,投资规模小,无法有效分散风险,只能采取短期投资策略;——投资业别和资金流向过于集中于资讯、半导体、消费性电子、通讯、光电、电脑软件等六大产业,占总投资75.18%;——专业人才缺乏。大多数经理人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前景缺乏了解,无法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反而过于强调规避风险,因而需要扶植的处于“种子期”的高科技企业所获资金的比重仅占·001·改革①②③④刘霜桂“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创投业蓬勃发展”《海峡科技与产业》1998年第六期。范骏“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推手’——创业投资”《海峡科技与产业》1998年第六期。李国鼎(1986)“我与台湾科技三十年”,《台湾经济发展中的科技与人才》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3页李国鼎先生(1910——),南京市人,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48年台湾后曾担任“经安会”“经合会”“经济部”“财政部”等单位的要职。10%,有违创投事业承担高风险、协助创业的宗旨。目前台湾的高科技创投,竞争也日趋激烈,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带动半导体产业的兴起之后,不但创业投资家数递增80多家,①一些企业集团也开始认同高科技产业的价值,和创投公司一起挹注资金投资高科技产业。创投家所需具备的,除了胆识之外,还要配合产业时势作正确的判断,更要具备耐心撑过高科技产业一些偶发的发展瓶颈,使所投资的标的成为一只金鸡,源源不绝地生下许多金蛋出来。科技产品生命周期短,时机一过,便一文不值。(三)创业育成中心所谓创业育成中心实际上利用了孵化器(incuba-tor)的概念.它是综合利用大学、科研机构内专业人士、设备、空间及行政服务等资源,为以高科技为主导的中小企业提供商务、技术、管理、空间及设施支援或培育的机构。从1996年起,台湾有关部门在大学校园和科研机构内成立“创业育成中心”,1998年下半年已经建立28家,其中25家是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协助成立的。其目的是通过大学和产业间的合作,有效释放学校丰富的研究资源,发挥教授的创意,培养优秀的软体人才,建立创业新模式。其好处被认为有:①协助企业解决从创业发展成熟各个阶段的所有困难,包括设立公司、技术开发、专利申请、财务规划等,②建立一种机制,既鼓励学校教师创业,又能够使他们继续在学校教书、做研究,二者相辅相成;③它可以使企业在校园里就开始培育人才,经过长时间合作,学生毕业后进入公司工作,经验和技术的承受会更好。②现以台大庆龄创业育成中心为例:台大庆龄工业创业育成中心于1997年成立。第一阶段选定资讯电子及机械自动化等两项科技产业培育。台湾大学拥有理、工、医、农等学院,针对中小企业的养成培育,在既有的建教合作作业体系下,提供新创企业一个低成本投资工作环境,并从中获得营运培育,加速科技商业化脚步。(1)培育模式有两种,一是进驻培育,提供培育空间供企业定期进驻;二是虚拟培育,运用网际网络,以会员方式培育中小企业,会员企业的权利义务与进驻企业相同。(2)服务内容上提供五项支援,第一,空间与设备支援。包括培育工作室、公共设施室、会议室、展览室、研讨室、资料室、共用实验室、仪器设备;第二,技术支援。台湾大学工学院中300多位师资提供技术咨询或委托研究测试等服务,50个研究工厂提供进驻企业研发,并协助以建教合作或技术转移方式引进新技术,以及与科技研发单位结盟;第三,商务支援。成立商务咨询小组,提供营运咨询服务,循环开办培育课程,举办各种产品与技术推广或投资说明会,引进投资公司或与信保基金建立良好关系,协助融资贷款等;第四,资讯支援。建立辅导专家资料库,介绍各项专业顾问,搜集汇整有关机关辅导体系的资讯及办法,建立各相关工业区的申请信息和渠道,加入岛内外相关协会,提供市场、技术信息,建立WWW网络供查询;第五,行政支援。诸如设立登记、撰写营运计划、新技术发展辅导计划等。台湾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概览(下)@柳红$中和信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1.陈明璋主编《台湾中小企业发展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2.徐昆明主编《台湾科技与产业指南》北京:测绘出版社1997年。3.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中的科技与人才》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4.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科学工业园区》1998年。5.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编印《中小企业处简介》《中小企业十大辅导体系简介》。6.台湾中小企业协会《1997年台湾中小企业协会年报》1998年。7.李国鼎“创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之经过及其对中小企业发展之贡献”《信保通讯》213、214、215期1997年5、6、7月。8.中小企业信保基金《1997年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年报》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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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对赵树理的研?939)堪称经典名作,《幻灭》中大量运用长镜头和深焦距,在如纪录片般的风格中展示了人性深处。《游戏规则》是对上流社会资产阶级虚伪的“纪实”。特吕弗在1975年曾说:从1940年以来,电影史中一切有创见的东西都来源于《公民凯恩》和让·雷诺阿的《游戏规则》[7]。1945年前后出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是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电影运动。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1948)等让人耳目一新。新现实主义特别强调电影的记录本性,希望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把摄影机扛大街上去,把镜头对准普通人”,他们坚持实景拍摄,提倡启用非职业演员和非戏剧化的表演。而且尽量使用长镜头,尽量少用蒙太奇及痕迹明显的剪辑;在语言上,尽量保留生活语言的原汁原汤。这与“完美的幻觉”针锋相对,电影成了“现实生活的渐近线”。法国《电影手册》杂志的主编安德烈·巴赞十分推崇奥逊·威尔斯、罗西里尼和让·雷阿诺。他的纪实美学理论呼唤电影现实主义,而他认为这种现实主义首先存在于照相本性的纪实,即表现对象的真实。为此,就必须展现事物原貌的“透明性”,力主“长镜头”。巴赞的照相本体论对蒙太奇提出禁用原则性。另一方面,他又探讨了“景深镜头”的艺术表现特点和可能性。巴赞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电影里,“涵义与表象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颠倒了:表象始终作为一种独特的发现,作为一种几乎是记录下来的新事物展示在我们眼前,保持着自己生动的和细节的力量。这样,导演的艺术就在于既能巧妙地显示出这一事件的含义(至少是导演赋予它的含义),又能保持事件的含糊性。”[8]巴赞所谓的忠实记录和“揭示事物的真相”即从此而来。与巴赞的理论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德国克拉考尔的电影现实主义主张。他们的理论引导电影成为冷眼观察现实的风格展示,这是因为经历了两次巨大战祸的欧美人对于以往电影展示的现实的单义解释开始质疑。这样子的冷眼观看接踵而来的必是现代电影。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的“现代主义”便取代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费里尼不承认自己是新现实主义者,“费里尼笔记”书名便是《我是说谎者》[9]。当然,对电影评论家把他捧为法国“作者论”的典型代表,他亦不以为然。他的《阿玛阿德》中的小镇人物明明源于他的故乡的回忆,可是,他一再拒绝承认他的电影带有自传性质,他坚持:“我的电影中有关过去的回忆部分,完全是杜撰出来的,最后,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关系?”[10]1958年,法国涌现出“新浪潮”,遂成为世界电影不可忽略的亮丽的风景。让·吕克·戈达尔的《筋疲力尽》(1959)、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下》(1959)等可谓代表作。他们皆为巴赞的弟子,《四百下》正是特吕弗少年时代的“还原”,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反叛、表现自我、张扬个性是他们的追求。所以,又称“作者电影”。“新浪潮”将塞纳河左岸的知名作家席卷进来,就叫“左岸派”又称“作家电影”。阿仑·雷乃执导、玛格丽特·杜拉编剧的《广岛之恋》(1959)将“新小说”的意识流及象征性带了作品中,时空交错中,人的内心世界被演绎得错综复杂又真实可信。光影移位、镜子映象、声画错乱等表现手法扑朔迷离,但真实的纪录镜头的非少量的穿插,又分明回现实。《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则走得更远,无剧情、反传统,但是,对“真实是什么”的探索的勇气却不得不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但我们要看的是,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1980)却又回了“完整的故事”。可不管怎么说,新浪潮涨涨落落,席卷世界各国及地区,如日本、苏联、中国香港等,已成为新生代导演超越前辈的精神向导。法国新浪潮退潮之时,新德国电影运动风起云涌。施隆多夫的《锡鼓》(1976)有着浓郁的哲学色彩,在貌似荒诞中却敲响着历史的警钟。英国电影中的“文化反思影片”,莱兹导演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81),与其说是以现代观点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等进行审视,不如说是历史与现实的相撞相融。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可谓西方现代派电影大师,他的电影世界是充满个性的。伯格曼与电影,如同他自己所言:制作影片变成了一种自然的需要,就像饥饿一样,某些人以写书、爬山、打骂孩子或跳桑巴舞来表现自已,他则以制作影片来表现自己。伯格曼几乎所有的影片都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联系,但是伯格曼并不承认他的作品的“自传性”,尽管他的每一部影片都反映出他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抒发出内心情感和心绪。他却说:“我的那架东倒西歪的摄影机是我的第一个魔术箱。即使今天,我仍然以一种孩子式的兴奋心情提醒我自己说,我实际上是一个魔术家,因为电影根本上是欺骗人的眼睛的玩意儿———当我放映一部影片时,我就是在做一件欺骗人的勾当。我用的那种机器在构造上就是利用人的某些弱点,我用它来随意拨弄我的观众的感情,使他们大笑或微笑,使他们吓得尖叫起来,使他们对神仙故事深信不疑,使他们怒火中烧、惊骇万状、心旷神怡、神魂颠倒或者厌烦莫名、昏昏欲睡。因此我是一个骗子手,而在观众甘心受骗的情况下,又是一个魔术家。”[11]他深悟电影是对生命纪实与虚构相撞相融的“魔镜”。《野草莓》(1957)的出现,是伯格曼用摄影机直接、全面、大胆地深入人的内心,将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有形化”了。我们不禁要问:人的内心世界的展现难道不是一种更真实的“纪实”?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从《十诫》(1988)《三色》(1993-1994),给电影界带来的不仅仅是耳目一新。他曾在纪录片工作室呆了11年,拍了18部纪录片。应该说,他后来拍摄的电影故事片抹不掉纪实风格的烙印,但又分明有着后现代艺术的特征。如果说50年代是旧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落幕期,那么,60年代末从电影学院毕业的一批年轻导演以叛逆者形象的崛起,又创造出“新好莱坞”的辉煌。当科波拉的《教父》(1972)、《现代启示录》(1979),斯科西斯的《出租汽车司机》(1975)赫然银幕时,直逼“纪实”、不安分的反传统给人们振聋发聩之感。奥立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社会则引发揭“伤痕”与“反思”的浪潮。但我们要看的是,新技术主义在新好莱坞发展已趋向峰巅。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詹姆斯·卡梅隆、罗伯特·泽米基斯、史蒂文·索德伯格等新锐导演一同创造了新的”好莱坞神话”,在《大白鲨》(1975)、《星球大战》(1977)等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电影奇观中,人类的想像力在这里获得了一次巨大的释放,然而,新技术主义的新好莱坞神话毕竟引起了这一代导演的思索:电影本体电影灵魂何在?斯皮尔伯格终以《辛德勒的名单》(1993)、《拯救大兵瑞恩》(1998)等“纪实性”的故事,反思历史;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用高科技逼真再现了20世纪人类遭遇的最惨痛的真实的海难事故,而虚构的爱情影像梦幻竟也征服了全球观众;罗伯特·泽米基斯的《阿甘正传》(1994)将历史、传奇、哲理相融,阿甘的奋斗史,浓缩了美国的当代史。但即使在最艺术的好莱坞影片中,也会看根深蒂固的类型电影的影响并不随风而去。科波拉的紧凑剧情、斯皮尔伯格的逼真战争场面、卡梅隆的高度惊险的灾难片等依然割不断旧好莱坞模式的脐带。无论新旧,好莱坞电影可视作一种仪式,它潜藏着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人类天生会做梦、爱做梦。日本导演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1953)被西方评论界称为“东方神秘感”作品,现实与梦幻、战争与性扑朔迷离。小津安二郎的《晚春》(1949)、《东京物语》(1953)等,从传统现代过渡中的无奈和悲凉迷漫于“冷水泡茶慢慢喝”的闲淡中。黑泽明的《罗生门》(1950)内容太复杂,不只是直逼人性深处,而且从哲理层面思索“真实是什么”。黑泽明以后的一系列作品向世界展示了日本传统的另一面,小津安二郎们与黑泽明合奏出“菊花与剑”。新藤兼人关注土地和下层民众生活,同时在历史环境中对日本人民的生存状态作出了日本式的书写;大岛渚在电影语言方面大力借鉴法国新浪潮,因此被称作日本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同时,纪录片在日本亦方兴未艾。小川绅介用他贫苦而执著的拍片生涯反映出一种具有人文高度的记录精神,他在代表作《三里冢》里体现出的“时间第一”和“始终在场”等创作信条赋予纪录电影一种神圣感和责任感。电影在中国,于纪实与虚构的思考和实践,似不像西方那么明晰激烈,而且可以说,仍旧多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寻寻觅觅,并没有太出格。想当年,随着卢米埃尔发明电影后不久,“西洋影戏”这洋玩意儿也传了古老的中国。但直1905年,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谭鑫培主演的京剧舞台纪录片《定军山》,才拉开了中国人摄制影片的历史序幕,似乎一开始中国电影就脱胎于戏剧。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拍摄了短故事片《难夫难妻》,二代导演群分别以《渔光曲》(1934)、《马路天使》(1937)、《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小城之春》(1948)等代表作使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达某个高峰,却并没有打出现实主义的旗号。1982年,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这几部电影受高度评价,意大利批评家卡拉西奇甚至赞叹:“意大利引以自豪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在中国上海诞生的!”[12]1949年后,中国电影呈现大陆、香港、台湾三足鼎立的局面。大陆的水华、崔嵬、凌子风、王苹等第三代导演群通过革命题材和历史题材作品的书写,诸如《白毛女》(1951)、《柳堡的故事》(1958)、《青春之歌》(1959)、《红旗谱》(1960)等,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成长的历程。第四代的谢晋、谢飞、张暖昕、黄健中等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成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谢晋以他的《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作品,反思“文革”、书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谢飞的《湘女潇潇》(1986)和《香魂女》(1992)、张暖昕的《沙鸥》(1981)等,却多了诗情。他们开始引用巴赞理论,却仍只是在传统现实主义创作规范边缘突围。第五代的辉煌让人目眩,陈凯歌的《黄土地》(1984)、《孩子王》(1987)、《边走边唱》(1991)、《霸王别姬》(1992)和张艺谋的《红高梁》(1987)、《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活着》(1994)及吴子牛的《晚钟》(1988)、《大磨坊》(1989)等,现实的故事与空前的影像造型相结合,趋向完美。斯皮尔伯格、伯格曼等的影像于他们不再陌生。只是90年代后市场化大潮的汹涌冲击,张艺谋、陈凯歌们不得不在商业性与艺术性结合上寻寻觅觅。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1992)、《一个都不能少》(1998)等亲近纪实、进入主流。当第六代渐渐浮出水面时,半个世纪前的新现实主义之风又扑面吹来,血气方刚的他们也扛起摄像机穿街走巷,把镜头对准普通人,与前辈相比,显然少了点沉重多了点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现代派的特质也随风潜入。等张元的《过年回家》(1998)、娄烨《苏州河》(2001)、张杨的《洗澡》(1998)、《爱情麻辣烫》(2000)、《昨天》(2001)以成熟姿态进入人们视野时,那种对小小个体生命真实状态的裸露、对生存的还原有着沁人心扉的感动。他们的电影,似乎正在模糊、混淆或曰跨越纪录片与故事片的界限,纪实与虚构相撞相融。当然,他们的创新,可能也有某种经济上的困窘和尴尬,就像费里尼对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台湾电影可以说未中断过对中国现代电影的承传。侯孝贤的《童年往事》(1985)、《悲情城市》(1989)和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皆以纪实为底蕴,往往将自我成长史凸现于台湾历史的真实中,个人的编年史与民族与历史交融为一。大量的生活细节以长镜头表达。这既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流派一脉相承,又走出中国“作者电影”的足迹,那慢慢道来的从容和抹不去的淡淡忧愁,是中国诗意纪实。而香港素以学习好莱坞的商业制作闻名,他们演绎的是中国情趣的虚构梦幻,尤以绝顶的中国功夫片为最佳,是否可以说,吴宇森在好莱坞拍摄的《终极标靶》(1993)、《断箭行动》(1995)和《夺面双雄》(1997)是中国式的虚构与现实相撞相融的杰作呢?香港的新浪潮一代王家卫、关锦鹏等以其对形式的探索,对主题和题材的开拓。关锦鹏的《阮玲玉》(1991)、王家卫的《重庆森林》(1994)和《花样年华》(2000)等实虚交融、时空交错,怀旧创新难解难分。李安以《藏龙卧虎》(2000)获奥斯卡最佳外语奖,那是他将中国的虚构与想像发挥极致,但他最好的作品当是家庭三部曲:《推手》(1991)、《喜宴》(1992)和《饮食男女》(1993),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是中国家庭在这一时空中的纪实。当然,名导演都必须固守自己的个性和独特创新,其实,他们有意识或潜意识里,就像福克纳说的那样,在写家乡邮票大的地方。而人生苦短,天性中又有种种不甘平庸不甘拘囿于家乡邮票大小的幻想冲动。人类向往长生,向往飞翔,向往许多未知的世界,所以,要将纪实与虚构在电影里剥离得一清二楚,是做不的。电影让你的生存和向往得以重现和实践,称电影为“梦幻”,在我看来,并无太多贬斥之意。电影的确是人类交流最复杂又最简单的形式。电影说底,是大众文化。无论是引导大众前行还是跟着大众走,电影若离开大众,也就离开了繁荣。从文化形态来看,电影以大众文化走向个人化又回归大众文化再多元并存。电影作为一种表象性的叙事语言,更是通过它的消费对象实现的。大众化的作品比个人化的作品更加贴近群众,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的集体潜隐心理紧张,以及一定时代的基本愿望。而且它对公众最为关切、最感兴趣的问题的反应是集体无意识的。而母题研究正是一种对群体现象进行了宏观研究的方式。是否可以这样说:母题体现了人类的心总是相通的,而电影是人类交流最复杂又最简单的形式,哪怕不翻译,它也能让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观念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从自己的视角“看懂”。1994年,84岁的黑泽明在授予他京都奖的纪念演讲中说:“我认为,所谓‘电影’,就像是个巨大的广场,世界上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亲切的交往、交谈,观看电影的人们则共同体验银幕世界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人生经历,与他们同欢乐共悲伤,一起感受着痛苦与愤怒。因此,说电影能使世上的人们亲切地交流也正是基于电影的这一特性。”[13]一位中国电视人曾半认真半玩笑说:要把故事片拍得像纪录片一样真实,把纪录片拍得像故事片一样好看。这,或许是在电影中纪实与虚构相撞相融的较理想境界。银幕百年,生命的记录与虚构始终是纷繁变幻的电影流派及理论抵牾相争又互动互补的焦点。可以说,电影永远无法将记录与虚构彻底剥离,摄像机穿大街过小巷的“真实”故事片已屡见不鲜,纪录片亦开始记录故事,因为人们希翼电影使你认识你自己,留住流逝的岁月,同时,还得张扬人类的天性———在梦中飞翔。银幕百年:生命记录与虚构的相撞相融@胡辛$南昌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47 @李东辉$南昌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47银幕;;记录;;虚构;;蒙太奇;;长镜头电影已经走过了百年。银幕百年,从卢米埃尔兄弟纪实短片的诞生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从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英国纪录电影学派的崛起,从好莱坞"梦幻工场"魅惑全球中国、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起云涌,从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巴赞长镜头纪实美学理论的抗衡,从法国新浪潮世界各国及地区的潮起浪涌,从叛逆的新好莱坞伯格曼的深入人的内心的"魔镜"……生命的记录与虚构始终是纷繁变幻的电影流派及理论抵牾相争又互动互补的焦点。然而,电影无法将记录与虚构彻底剥离,因为电影让你认识了你自己,留住了岁月流逝,还得张扬人类的天性———希冀在梦中飞翔。[1]李恒基,杨远婴 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2]中外影视大辞典[Z]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41 [3]任远,邱茹萍 当代西方人类学纪录片研究[J] 世界电影,1999,(4):36 [4]邵牧君 西方电影史概论[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15 [5](美)C·钱德勒,费里尼自述———我,费里尼[J] 高骏千译 世界电影,1999,(1):226 [6]郑雪来 世界电影鉴赏辞典[Z]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113 [7]陈旭光 电影艺术讲稿[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221 [8](法)安德烈·巴赞 卡比利亚的夜———新现实主义的终结[A] 电影是什么[C]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360 [9](法)费里尼 我是说谎者———费里尼的笔记[M] 北京:三联书店,2000 [10](美)彼·邦达内拉 阿玛阿德/我的回忆 费里尼和政治[J] 世界电影,1999,(2):228 [11](美)李·
源自: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七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展望,职工平均工资由2000年7 067元,2005年提高10 600元,2010年增长18000元,2020年实现35 000元;职均收入(含工资及庭院经济收入)职均收入由2000年8159元,2005年提高12 100元,2010年增长20 500元,2020年实现38 000元;人均收入由2000年5 010元,2005年提高7 400元;2010年增长12 000元,2020年实现23 000元。
源自: 农七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展望  《农七师年鉴》2002
着色系红富士苹果面积要发展190万亩,产量提高200万吨;红星、新红星苹果面积要发展40万亩,产量提高30万吨;酥梨面积要发展50万亩,产量提高25万吨;龙眼葡萄要发展2万亩,产量提高1万吨;清徐沙金红杏、万荣白水杏、阳高京杏,分别要发展5000亩、1万亩、3万亩,产量将分别提高500吨、5000吨、1000吨;临猗江石榴面积要发展1000亩,产量提高400吨;海红果面积要发展8万亩,产量提高3万吨。
源自: 我省启动“十五”特色农业工程  《山西日报》2001-03-08
1984 年,建立责任制的生产队上升 100%,其中实行联产责任制的上升 99.1%,实行联产组的上升 97.7%,实行包干户的上升 98.6%,至此,从不联产部分联产再全部联产,从包工包产再包干,从联产队、组和最后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最终在全国全面确立和普遍推行。
源自: 分工与农业产业组织  《安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普通型计划 课程表的翻版   制定者: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高二三班学生廖智玮   时间:一周   类型:学习计划   周一:7:007:50早自习,8:008:45英语,8:559:40数学,9:4010:10课间操,10:1511:00生物,11:1011:55语文,12:0013:30午饭加打球,13:3014:15历史,14:2515:10化学,15:2016:05体育,17:0019:00写作业,19:0020:00吃饭,20:0022:00复习。
源自: 娱乐计划为学与玩“划界”  《新京报》2005/02/28
深圳,     降低煤炭和石油使用量比例,2010年煤炭和石油在总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减少57.6%,2015年减少45%,2020年减少40%以下;增加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2010年气体燃料、外购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份额增加42.4%,其中太阳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使用份额占1%;2015年增加55%,其中核能占5%,可再生能源使用份额占3%;2020年增加60%,其中核电使用份额占10%,可再生能源使用份额占5%。
源自: 资源循环打造“效益”深圳  《中华建筑报》200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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