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文献 工具书 数字 学术定义 翻译助手 学术趋势 更多
搜索帮助
意见反馈
返回首页
共搜索到相关记录 600 条,本页显示第 1 - 10 条
 
我国企业原以为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应与我们的产品相差无几,却不知道,印度政府对国内钢材与电子产品实行垄断保护政策,生产钢丝绳的厂家寥寥无几,进口产品还需加40%的关税以及诸多的许可证费用,而且对国内钢丝绳的生产给予政府补贴,印度改返亩唐∷荡醋魇导浞痔逑至撕笙执饕宀蝗范ㄐ孕醋髟颉5谝?,悖论式的矛盾。后现代主义小说形象的不确定性 ,使得每一句话都没有固定的标准 ,后一句话推翻前一句话 ,后一个行动否定前一个行动 ,形成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我消解形态。从表面叙述上看 ,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辛伯达》(1 987) [5] 中有两个主人公 ,一个是具有丰富的浪漫主义航海历险经历的水手辛伯达 ,另一个是八十年代美国大学教师“我”。“我”生活贫困 ,衣着寒酸 ,被白天上课的学生看不起 ,但他充满浪漫激情的诗一般的语言还是打动了学生们 :“要像辛伯达一样 !迎着风浪前进 !……我告诉他们 ,与大海融为一体吧 !”学生们说 ,外面什么也没有。“我”说 ,完全错了。“有华尔兹 ,剑杖和耀眼眩目的漂积海草。”根据前文 ,是水手辛伯达在他第八次航海失事后向传来华尔兹音乐的树林走去。这里 ,人们难以分清讲话的是水手辛伯达还是大学教师“我”或者水手辛伯达与“我”是同一个人 ?形象的不确定性使读者感到本文与现实世界一样模糊不清 ,无法分辨。另外 ,语言的自相矛盾表现出一切都在不定之中。小说《罗伯特·肯尼迪从溺水中被救起》(1 968) [6] 是这样描述罗伯特·肯尼迪的性格的 :“他对同事既不鲁莽也不过分友善 ,或者说他既鲁莽又友善。”后现代主义小说又像是虚构又像是事实 ,如《罗伯特·肯尼迪从溺水中被救起》所描写的事件似乎实际都在生活中发生过 ,每一个片断都像一份写实报告 ,而巴塞尔姆本人却说 :“除了肯尼迪敌意地评论一位几何图形派画家的作品这一点以外 ,什么都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7] 再如小说《辛伯达》中的主人公 ,好像是两个 ,一个是水手辛伯达 ,另一个是大学教师“我”;或者主人公只是一个 ,过去的水手辛伯达后来成为现在的大学教师“我”。这种似是而非 ,或此或彼的人物形象 ,使任何想准确意义的企图完全落空 ,剩下的只能是“怎么都行”,你把它理解成什么 ,它就是什么。第二 ,并置。后现代主义作家写作时 ,并不给出一种结局 ,相反 ,往往将多种可能性结局组合并置起来 ,每一个结局指示一个层面 ,若干个结局组成若干个层面 ,既是这样 ,又是那样 ,既可作如是解 ,也可作如彼解。并置的依据是 :事物的中心不复存在 ,事物没有什么必然性 ,一切皆为偶然性 ,一切都有可能。同一性的哲学秩序消散了 ,那么 ,只能将数学式无限多的可能的“秩序或非秩序”强加于人的经验之上 ,使人真正明了自己处身的世界没有什么历史理性和必然性的法则 ,有的就是可能性。小说《解释》(1 970 ) [8]是以四个中空的方格引发的问答展开的。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 ,每一部分都以指出若干层面的若干个结局构成。如第一部分就包含以下互不相关的结局 :不知道这部机器是否有助于改善政府 ;小说死了 ,被发明它之前就存在的东西代替 ;对这部机器不信任 ,不感兴趣 ;人群中一位漂亮的姑娘不与人交流…… ;问答者之间内容互不相干而包含更多不同结局的谈话 :  问 :她唱歌 ,我们听她唱。答 :我正对一个旅游者说话。问 :他们的椅子在这儿。答 :我敲敲门 ,门关着。……小说的每一部分都试图以机器为中心 ,只给出一个结局 ,但谈话却总是游离开去 ,将许多可能性并置起来 ,涉及到后现代生活的许多层面 :文学、艺术、性爱、树木、书籍、叙述的方式、旅游、人类处境、足球赛等等 ,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 ,在后现代 ,事物的中心消失了 ,同一性的哲学秩序消散了 ,历史理性和必然性也不复存在 ,剩下的只是可能性。所以 ,作为后现代这一时代产物的小说亦以多结局的并置来指示多层面的后现代生活现实就是再自然不过了。再如小说《我父亲哭泣的情景》(1 968) [9] 对父亲的死因提供了两个并置的可能性 :1 .父亲可怜地被一个不人道的贵族用马车碾过而死 ,责任在父亲自身。虽然“我”可以否定父亲醉酒这一说法 ,因为他亲临现场 ,将脸颊贴在父亲脸颊上 ,并未闻到酒味 ,但须知若认真地去和贵族理论这件事 ,“只会挨一顿痛打 ,也许被打死 ,像我父亲一样。在这种情况下 ,含冤而死的父亲只有哭泣 ,因为在这个法律不保护穷人的社会里 ,儿子无能为力。由此可见 ,人的可怜就在于他只能在无数多的可能性中将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种“并置”中的选择是自由的 ,同时也是最不自由的 ,因为他的自由是以牺牲其他无限多的可能性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人注定是有限的 ,人的选择是被选择过的。第三 ,非连续性。后现代主义作家怀疑任何一种连续性 ,认为现代主义的那种意义的连贯、人物行动的连贯、情节的连贯是一种“封闭体”(closed form)写作 ,必须打破 ,以形成一种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opened form)写作 ,即竭力打破它的连续性 ,使现实时间与历史时间随意颠倒 ,使现实空间不断分割切断。因此 ,后现代小说和戏剧 ,经常将互不衔接的章节与片断编排在一起 ,并在编排形式上强调各个片断的独立性。在体现非连续性叙述方面 ,小说《辛伯达》颇具典型性。作品由十四个片断拼贴而成。从时间上看 ,作品表现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过去的第八次航海幸免于难的水手辛伯达 ,另一个是现在的八十年代的大学教师“我”。小说用电影技法蒙太奇(montage)使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片断像镜头一样交替闪回 (小标题后为笔者概述 ) :  海滩 :过去。辛伯达抱着航梁逃出那只打碎的船 ,来到一个荒岛上。教室 :现在。“我”因外表寒酸被学生看不起 ,学生请“我”走开。……经历 :过去 ,辛伯达不是一个谨慎的人 ,他从不吸取教训 ,八次航海 ,每次都是死里逃生 ;辛伯达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被认为是一个“冒险家”。……这就是作者随意颠倒时间顺序 ,不断分割现实空间的开放体写作。片断与片断互不衔接 ,读者随着它们忽而跳到过去 ,忽而跳回现在 ,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片断各个相对独立 ,意义、人物行动和情节都不连贯。这种“中断”式的非连续性所造成的荒诞不经感 ,给人以世界本就是如此构成的启示。第四 ,随意性。与现实主义大师们苦心经营 ,十年磨一剑地精心结撰宏伟画卷不同 ,也与现代主义大师们精心构思以注入有深度的思想相异 ,后现代主义作家们突出随意性 ,强调“拼凑”的艺术手法。在他们看来 ,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人为设定的 ,那么 ,人也可以还给世界一个“非秩序”。一切事物都四散了 ,但又密切相关 ,一切风格都创造殆尽 ,诗人的地盘被作古的大师们盘踞着而无法施展再创造的风格 ,因此 ,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就以非创造来诋毁创造 ,把拼凑当做创造力匮乏的一种不得已的创造。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罗伯特·肯尼迪从溺水中被救起》就是这种“拼凑”的产物 ,由作者随随便便写出并安置的2 4个短小片断拼凑而成 ,每个片断以其自己的小题目开始 (括号内为笔者概述 ) :  K.坐在桌前 (打发和接待送件人。)秘书的描述 (K.有摆脱琐屑细节的能力 ;热情关心下属。)K.读报纸 (剪下轶闻趣事 ,让朋友们也乐一乐 ;重大事件的严肃报道经常使他做出重大行动。)K.对待工作的态度 (有时为成堆的工作发愁 ;经常突然扑到工作之中 ,神速地工作 ,精神振奋。)……这 2 4个片断从不同侧面表现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思想、品格、工作、能力 ;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 ;像普通人一样多愁善感 ;善于理解民众 ,但也有让人不理解的时候 ;富于同情心 ;对哲学感兴趣 ,等等。然而 ,这些片断将情节变成了炸碎的玻璃花瓶 ,满地晶亮 ,合不成形。既然它们都与 K.有关 ,作者就以非秩序的状态将它们随意拼凑起来。因此 ,这些片断的安排恰似“活页小说”,读者阅读时 ,可像洗牌一样 ,将它们随便拼凑组合 ,从哪一段哪一页读起都可以。这种小说的创造性就体现在它的意义是无穷无尽的 ,因为它的组合是无穷无尽的。第五 ,比喻的过度引申和虚构与事实的短路。不少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将比喻一再引申而形成一个膨胀出来的新故事 ,并就此脱离原来的语境。诸如在小说中引用报刊、报道、数据等等 ,向小说里塞入形形色色的繁杂材料 ,使读者的头脑呈现一种繁杂无序状态 ,而失去对本文意义整体把握的可能性。作者通过本文的不可解释暗示出世界这一大本文同样的不可解释。在《印第安人反叛》(1 968) [10 ]中 ,作者讲述着许许多多与印第安人反叛毫无关联的事情 ,使读者的头脑呈现一种繁杂无序状态 ,因而难以把握本文的意义整体。小说开始表现了一种战时的紧张、恐怖、混乱气氛 :反叛的科曼切人向城市猛烈进攻 ,市民们在大街上筑有工事 ,拉上了冒着火星的铁丝网。人们试着去理解这混乱。“我”和西尔维亚对这种生活经验展开了讨论 :  我对西尔维亚说 :“你觉得这是种美好的生活吗 ?”桌上摆放着苹果、书和密纹唱片。她抬起头说 :“不是。”“苹果、书和密纹唱片”这种三个词语联在一起的形式在语文中比比皆是 ,作者用这种强迫性的三联词形式的动机似乎是给混乱的经验强行施与一种貌似整合的形式 ,然而 ,这无济于事 ,因为本文自身出现了混乱。在提审被俘的科曼切人并做好其他备战工作之后 ,“我坐在那儿越来越沉醉越来越迷恋越来越迷恋。”随着我的思绪离开了战斗 ,“我”与西尔维亚谈起了如何弹奏法国作曲家埃尔·福莱的《玩偶》:“我”想知道西尔维亚拍床上戏 ,有许多男人注视着时是什么感受 ;“我”为几个前妻做了一些桌子。作者在随后的大部分篇幅里 ,也只是偶尔提及印第安人的反叛 ,片片断断地表现了许多与小说题目毫无关联的事情 ,突出的如 (以下为笔者概述 ) :  现代主义本文的回响 :“我的男孩 ,我的亲爱 ,我的心肝”,“我的处女 ,我的心爱”,“色鬼 ,脏鬼 ,下流坯 ,我心肝的心肝”和“我的蓟 ,我的宝贝 ,我自己”等话使人想起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的诗句 :“伪善的读者 ,——我的同类 ,——我的兄弟 !”而且“一年前你第一次给我海洛因”这句话又使人想起 T.S.艾略特《荒原》中的诗行 :“一年前你第一次给了我风信子 ,他们都叫我风信子女郎。”作者又借 R小姐之口嘲弄现代主义的本文 :“因为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本性 ,越来越倾向于不愉快的结合。有些人倾向自负或智慧 ,而我恪守那种艰涩的、阴郁的、干果一般的词语。”作者在这里暗指庞德、海明威等人恪守的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可见 ,这个短篇由印第安人反叛引申膨胀出多个主题 ,内容繁杂 ,叙述散乱 ,使读者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小说本文意义 ,难以解释作品到底要说明什么。虚构与事实的短路是指作家自捣艺术圣殿 ,将艺术还原为生活。小说第 2 3节开始的几句话是印第安人反叛这一虚构故事的继续 :  我们给被俘的科曼切人的睾丸接上一根电线……我们合上开关 ,他便开口了 ,他说他的名字叫古斯塔夫·阿亨巴赫。他出生在 L—— ,西里西亚省的一个乡村小镇。他是一位高级法官的儿子 ,他的祖先都是军官、法官和行政长官之流……给印第安人俘虏睾丸接电线的审讯方法是荒诞的。荒诞也是后现代主义本文所要表现的主题之一。关于那位科曼切人出身的描写是作者对现代主义小说家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的戏仿 ,原文是这样的 :“古斯塔夫·阿申巴赫出生在西里西亚省的 L县城。他是一个高级法官的儿子。他的祖先都是军官、法官和行政长官之流。”[11]戏仿是后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但紧接着的就不是虚构的故事了 :  你永远不能用同一种方法触摸一个女孩 ,不止一次、两次、或更多次……在瑞典 ,我们没搞出什么更出色的玩意儿……我们来到一座古老的教堂……我们走进教堂旁边的墓地。这里躺着安娜·佩德森 ,一个好女人……指挥倾泻垃圾的官员通过广播告诉人们垃圾已开始运走。这显然是作者在东拉西扯地谈生活中与女孩交往的经验和去瑞典的旅行经历。虚构在这里与事实(即实际生活 )发生了短路。接下去的第 2 4节与虚构的印第安人反叛的故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很像是作者写给生活中的朋友简的一封简短的言辞恳切而又幽默的信 :  简 !我从国际廉价商品定货单上得知你在特内里弗的一家酒吧里被一个侏儒痛打了一顿。那听起来不像是你 ,简。你通常能在侏儒把牙齿咬进你美味又好看的大腿之前就踢中他小小的侏儒的腹股沟 ,不是吗 ,简 ?你和哈罗德的风流韵事应当受到指责 ,你知道为什么 ,不是吗 ,简 ?哈罗德跟南希结婚了。还要考虑到波拉(哈罗德的孩子 ) ,以及比利 (哈罗德的另一个孩子 )。我觉得你的价值标准很特别 ,简 !一串串的语言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将这个世界缠绕成一个奔流不止、粗鄙不堪的整体。文中的简是后现代价值标准的代表 ,她也许喜欢让一个侏儒痛打一顿 ,她与哈罗德也许只是逢场作戏 ,不必考虑很多 ,因为在这复杂混乱的世界里 ,传统道德与爱情已不复存在。这最后一句话“一串串的语言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将这个世界缠绕成一个奔流不止、粗鄙不堪的整体”似乎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作用的一个最中肯的诠释。这里 ,生活本身成了“艺术”,艺术消解了 ,成了非艺术。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 ,终于使它努力消除了高级艺术和通俗艺术这一社会价值结构的最后二元形式论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写作原则@陈世丹$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大连116029后现代主义;;写作原则;;不确定性;;悖论式的矛盾;;并置;;非连续性;;随意性本文依据戴维·洛奇等人的理论和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创作实践 ,讨论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写作原则。该原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悖论式的矛盾 ,并置、非连续性、随意性、比喻的过度引申和虚构与事实的短路[1]戴维·洛奇 .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M].科尔科尔大学出版社 ,1981.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M].王岳川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 84— 2 85 . [2 ]洛奇 .现代写作模式 [M].( David L odge.The Modes ofModern Writing:Metaphor,Metonymy,and the Typologyof modern L iterature.L ondon:Arnold.1977.p.2 2 4)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32 6 . [3][4]兰斯·奥尔森 .杂七杂八 :或介绍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几点按语 [J].当代小说评论 .1991年夏季号 ,白雪公主 [M].[美 ]唐纳德·巴塞尔姆著 .周荣胜、王柏华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4.13,10 . [5 ][6 [9][10 ]巴塞尔姆著 .周荣胜、王柏华译 .白雪公主[M ].2 91— 2 98,16 5— 176 ,2 2 7— 2 38,187— 2 0 1,177—186 . [7]杰罗姆·克林科维兹 .巴塞尔姆访问记 [A].白雪公主 .32 9. [11]韩
源自:   《》
根据对91%选票的统计结果,由南联盟现任总统科什图尼察领导的塞尔维亚反对党联盟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总共获得64.85%的选票;由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任主席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得票率为13.40%,位居第二;塞尔维亚激进党获得8.34%的选票,位于第三;塞尔维亚统一党则获得5.28%的选票,上述4党获得了进入议会的资格、按照上述结果,塞尔维亚反对党联盟将获得塞尔维亚议会250个议员席位中的176席,并有单独组阁的权利。
源自: 塞尔维亚大选浅析  《人民日报》2000-12-27
锥闲灾实钠笠导洹肮材薄奔按笃笠敌形?,但却不排斥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垄断力量的聚集。正由于这一漏洞 ,在该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 1 0年时间内 ,美国的托拉斯不是变少了 ,而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其三是 ,没有授权专门的机构来受理对妨碍贸易行为的起诉。由于将该法案的实施与一般民事法实施混在一起 ,因而在实施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对这样一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案来说 ,关于它所确定的某些原则的解释 ,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上述缺陷或漏洞 ,是在后来的长期司法实践中逐步被发现并得以补充完善的。但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的竞争政策法律体系框架 ,渐趋形成及完善起来。在这一框架形成过程中 ,1 91 4年通过的两部法案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部是《克莱顿法》(ClaytonAct,1 91 4)。其宗旨在于“防止垄断力量的积聚而非解散已经形成的垄断集团”[3](p .40 4) 。其主要条款有四 :( 1 )反对“有利于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的商品销售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和歧视行为 ;( 2 )禁止“搭配销售”(tie in)和约束买主的协定 ,这包括不允许要求卖主在经营自己商品的同时排除其竞争对手的商品 ;( 3 )禁止为减少竞争而买入竞争对手的股票 ;( 4)宣布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属于妨碍贸易的垄断组织。由于《克莱顿法》的通过 ,可以认为 ,早在“一战”之前 ,美国竞争政策实际上已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 :( 1 )关于企业反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 ;( 2 )关于企业之“限制性商业活动”(restrictivetradeprac tice) ;( 3 )企业间共谋 (conspiracy)。一般认为 ,这三项内容 ,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政策所包括的基本内容。第二部法案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TradeCommissionAct,1 91 4)。其主旨虽在于设立一个专门机构 ,来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但该法案同时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于商业活动中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法” ,均应“宣布为非法”。从而为竞争政策的实施开辟了广阔的空间[4 ](p.36 ) 。继上述法案之后 ,在 2 0世纪 3 0年代和 50年代 ,美国国会又出台了数部新的竞争政策法规 ,旨在对前三个法案进行增补和修正。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修正性法案有四项 :( 1 ) 1 93 6年颁布的《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 PatmanAct,1 93 6) ,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 ,详细列举了应予取缔的价格歧视行为。 ( 2 ) 1 93 7年的《米勒—泰丁斯法》(Miller Tyd ingsAct,1 93 7) ,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 ,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 ( 3 )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Wheeler LeaAct,1 93 8) ,禁止企业登载虚假广告 ,尤其是食品、药品、设备及化妆品方面的虚假广告。该法案对虚假广告的定义是 :“在实质上足以引起人们误解”的广告。 ( 4) 1 950年的《瑟勒—克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1 950 ) ,扩大了对企业兼并的限制。然而 ,上述法案仅仅是维护一般商业活动中竞争环境的法规 ,而差不多在这同期 ,美国还制定了一些约束具有行业性垄断特征行为的专门法案。这包括 1 92 0年的《运输法令》和 1 93 5年颁布的《公用事业控股法》。前者经多次修订 ,成为节制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运输业中垄断的有力武器 ,后者则对公用事业中的行业垄断行为形成某种威慑。二、实施竞争政策的权力机构及其运作特点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由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共同负责。在司法当局那里 ,具体负责竞争政策法规实施的机构是司法部下的“反托拉斯局”(Anti-trustDivision) ,它是根据美国国会在 1 90 3年的一项授权法案而设立的。这是一个“高度分立的专业化和官僚化的机构 ,由一群接受过反托拉斯法和反托拉斯经济学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充任”[1](p .777) 。主要负责司法程序所涉及的对违法企业的查处 ,受理有违竞争法规的上诉案件 ,并有权解释反托拉斯法。在行政当局那里 ,竞争政策的实施则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管理与实施机构 ,由五名成员组成 ,均由总统任命 ,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任期 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由两个工作机构组成 :一个是“竞争局”(BureauofCompetition) ,另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局 (BureauofConsumerProtection)。其中前者负责竞争政策法规的实施 ,后者负责对那些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提出诉讼。竞争政策的实施 ,主要由“竞争局”负责。就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所用手段和程序而言 ,司法当局的反托拉斯司的工作要简明的多 ,它主要以维护各种反托拉斯法为己任 ,通过法院系统裁决。与司法当局相比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方面 ,起的作用更大 ,工作程序更为复杂。不仅如此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组织的不断变化和反竞争性商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 ,其权限也不断得到扩充。比如 ,按照 1 91 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其职责主要有二 :其一是 ,搜集和编纂情报资料 ,调查商业组织和商业机构的活动 ;其二是 ,作为一个准司法机构来行使职权。它可以凭借有关调查 ,比照有关法案 ,就某种限制性贸易行为或妨碍贸易的行为作出法与非法之评判。还可以发布命令 ,禁止某些有损公平竞争的商业行为。但在后来 ,其权限逐步扩展至许多方面 ,甚至包括制定行业商业规则。这种权限的扩展 ,主要是通过对有关法规的解释达到的。比如 ,从 1 963年起 ,它以使《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关于“不正当的竞争或欺骗性的做法”之具体化为由 ,颁布了第一部“贸易管理规则”(traderegulationrule) ,由于有人怀疑它是否有此权力的诉讼为上诉法院所驳回 ,使这一权限合法化。而 1 975年通过的《麦格纳森 -莫斯担保法》(Magnuson -MossWarrantyAct,1 975,又称“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 ,则正式赋予该机构上述权限。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 ,法律对反竞争行为的界定比较含糊 ,这留给司法行政当局充分的活动空间。具体来说 ,虽然有关法案宣布“限制贸易”、“垄断商业”的行为为非法 ,但却不对这些行为以具体的界定 ,而将解释权留给司法当局和行政执法机构。正由于这种原因 ,法院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具体案例的判决条文“对竞争政策的实际内容”有着巨大的影响[1](p .778) 。比如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问世的最初 2 0多年中 ,司法当局曾将所有限制贸易的协议判为非法和约 ,但在 1 91 1年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两项案子时 ,却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宣布法院可以鉴别限制贸易的具体和约是否合理 ,只认定“非合理之协定”为非法。据认为 ,由于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美国司法当局在1 91 1年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 ,所坚持的行为准则是 :“禁止反竞争的市场行为 (如运用削价排除竞争对手、企业合并及价格确定 ) ,而不禁止垄断本身的存在”[5 ](p .2 36 ) 。但 1 945年对美国铝业公司案件的裁决 ,又对上述法规作了新的解释 ,法院首次认定 ,“不管业务合理与否 ,实际的垄断就是非法” ;“控制一个工业部门业务活动的 90 % ,肯定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即便控制 60 % ,也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6 ](p .5 6 5 ) 。然而到了 70年代 ,这种解释又出现反复。 1 972年在审理伊斯曼 -柯达公司的讼案和 1 97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杜邦公司的裁决确定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 ,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5 ](p .2 36 ) 。另一个特点是 ,行政当局对竞争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 ,行政当局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提请国会不断修订已有法规。比如《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本身就是应当时的行政当局———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要求提出并通过的。时在“一战”前夕 ,美国托拉斯泛滥 ,严重威胁着市场的公平环境 ,这引发了美国政界围绕维护自由竞争或容忍托拉斯不受限制发展问题的一场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 ,以主张自由竞争著称的威尔逊总统获胜 ,力主通过了上述两个重要竞争法规。由于这两个法规的引入 ,大大强化了竞争政策维护自由竞争的立场。相比之下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通过的《罗宾逊—帕特曼法》( 1 93 6年 ) ,则大为软化了反托拉斯与反垄断立场 ,这也与当时行政当局的主张密不可分。当时正值“大萧条”后经济恢复时期 ,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出于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考虑 ,容忍某些反竞争的商业行为。这两个法案所持竞争政策立场一紧一松 ,恰成对照。另一方面 ,行政当局所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竞争政策所持态度 ,直接影响着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 ,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期间 ( 1 93 3— 1 93 6年 ) ,就曾通过总统法暂时中止了反托拉斯法的执行 ,鼓励企业建立垄断价格的卡特尔组织。而在里查德·尼克松执政时期 ,还曾出现过一种“不经过诉讼而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协商”来解决企业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的做法[6 ](p .786 ) 。致使反托拉斯法的威慑力减弱。但到了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背弃政府积极干预而更多地倾向于自由放任一边 ,因而强调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 ,其直接影响是竞争政策的抽紧。这方面 ,1 98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解散全球第一大电讯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正由于以上两个特点 ,美国的反托拉斯及一系列竞争政策法规 ,在实施中更带有政府政策的鲜明特征———受政府政策选择偏好的影响。三、美国竞争政策 :一个世纪的实践1 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标志着一种法律化了的竞争政策的产生 ,由此开始了竞争政策的实施 ,到 2 0世纪结束 ,恰好 1 1 0年时间。一百多年以来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末于“二战”结束后的 50年代初 ,这是竞争政策实施的极不稳定时期。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 3 0年代经济大萧条 ,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一再受动荡所打断 ,与这种动荡的社会经济史背景相一致的是 ,美国竞争政策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时而为非常局势或临时性宏观政策所打断。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曾经掀起过两个高潮 ,同时亦曾三次被暂时搁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一战”之前的十几年间。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的头几年间 ,竞争政策事实上形同虚设 ,从 1 890年到 1 90 0年 ,反托拉斯法既未能遏止 1 9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美国企业兼并浪潮 ,也未能制止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其结果是 ,到 2 0世纪头几年 ,美国工商业中垄断活动更为猖獗。有研究揭示 ,在 1 90 4年积极活动的 3 1 8家大工业托拉斯中 ,除了 2 3家之外 ,其余都是在反托法颁布之后组成的[6 ](p .5 6 5 ) 。托拉斯的垄断活动引起公众的反感情绪日渐增强 ,迫使美国行政当局采取措施。第一个认真实施反托拉斯法的行政当局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 ( 1 90 1—1 90 9年 )。在罗斯福的两届任期内 ,行政当局调查并起诉到法院的违法案件共 42起 ,而在此之前的1 1年时间内 ,一共只有 1 8起 ,其中大部分为地区行政法院所象征性地予以处理 ,仅有 2— 3起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有关条款 ,处以当事企业对受害方以三倍之赔偿。罗斯福政府对待垄断企业的态度也是强硬的 ,在他任内 ,行政当局运用反托拉斯法解散了几家大的垄断企业 ,迫使企业间共谋价格、分割市场的行为大为收敛。到罗斯福政府末期 ,“反托拉斯已成为联邦官僚体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正由于这种原因 ,美国经济史家将罗斯福时期视为美国真正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分水岭”。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待大型垄断企业的态度 ,他并非一概否定大型垄断性企业。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联合的时代 ,任何阻止联合的努力将是无用的 ,而且最终将走上邪路 ,因为它将破坏效率 ,引起无目的的政府干预。因此 ,他的政府力图在垄断企业间分出“好的联合”与“坏的联合”[1](p.775 ) 。继罗斯福之后 ,连续两任总统均对竞争政策的实施持积极态度。一任是塔夫脱 ,在他的四年任内 ( 1 90 9—1 91 3年 ) ,行政当局共提出了 52起诉案 ,其中 2 6起发生在 1 91 2年。另一任是威尔逊( 1 91 3— 1 92 1年 ) ,在他任内的和平时期 ,一共调查和起诉了 95起案件。不仅如此 ,比起谢尔曼法颁布以来的历任总统来 ,威尔逊受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 ,他的顾问班子包括了约翰·贝茨·克拉克 (J.B .Clark ,1 847—1 93 8)和路易·布兰德伊斯 (LouisBrandeis)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与罗斯福不同 ,威尔逊主张为恢复竞争而制定一视同仁的法律 ,并相信垄断企业的过度发展已经破坏了美国企业的自由环境 ,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 ,就能恢复旧的竞争环境。正是出于此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Freedom)的信仰 ,威尔逊任内除积极地限制反托拉斯等垄断形式而外 ,还积极致力于完善竞争政策的法律。这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在 1 91 4年制定与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前者使行政当局得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付反竞争的企业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后者则进一步加强了竞争的政策法律体系。第二个高潮掀起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的 3 0年代末 40年代初。在威尔逊执政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 ,美国行政当局将越来越多的精力花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自己的工作尚无所适从 ,常常与联邦法院处于争执状态。因此而对垄断企业的调查与反竞争行为的查处渐次减少。而随着 1 91 7年美国的参战和战时经济管制计划的全面启动 ,联邦政府正式停止了反托拉斯举动 ,次年即 1 91 8年 ,国会通过一项新法令 ,(即《韦博—波米里恩法》—Webb PomereneAct,1 91 8) ,放宽了对垄断企业的限制 ,在出口方面允许联合和企业合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断竞争政策的实施。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立即恢复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但在整个 2 0年代 ,部分地由于美国公众对垄断企业态度的变化 ,政府受到的压力较小 ,部分地由于战时管制经济对反托法实施搁置的“惯性” ,反托拉斯法因而竞争政策的实施处于另一种形同虚设的地步。由于竞争政策形同虚设 ,垄断企业的财势再次迅速膨胀。到 1 93 0年 ,2 0 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美国非银行财产总额的 3 8% ,获得的收入占非银行总收入的 43 .3 % ,而这些公司仅为 2 0 0 0个私人控制[1](p .774) 。即使这种形同虚设的反托拉斯政策 ,也未能免于大萧条的冲击。大萧条中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 1 93 3年颁布的“新政”重要法令之一《全国产业复兴法》 ,首先宣布暂停实施反托拉斯法。在此后两年内 ,行政当局一改以往反垄断的立场转而扶植垄断 ,即建立政府支持的卡特尔产业组织体制。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在各工业部门制定的“公平竞争法” ,实际上成了保护卡特尔组织利益的工具 ,中小业主及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类法规下 ,过去反托拉斯法认定非法的价格协定实际上都合法化了。然而 ,随着 1 93 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及“新政”第一阶段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重新得到实施。而 1 93 7— 1 93 8年的经济再次衰退 ,则促成了 1 93 8年开始的对垄断企业的大规模调查和战前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高潮的到来。这次高潮主要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一个是“新政”对自由市场竞争的扭曲。由于“新政”采取鼓励卡特尔联合的态度 ,结果许多州政府纷纷效仿 ,试图通过扶持垄断的、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立法 ,来帮助工商企业 ,比如 ,允许制造商与销售商签定有关最低价格的协定。这种做法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 ;另一个是 1 93 7年至 1 93 8年的经济萧条。“新政”通过巨额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摆脱了大萧条 ,但只过了几年时间 ,美国经济又跌入新的萧条之中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信此次萧条主要是由于市场垄断所造成 ,由于卡特尔、托拉斯 (联合公司 )之间大多订有维持最低价格的协定 ,使得价格缺乏弹性 ,价格起不到传递市场需求状况信息的应有作用 ,从而使生产过剩加剧 ,导致了新的衰退。此次反垄断行动由两个内容组成 :一个是对垄断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由半官方的“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TemporaryNationalEco nomicCommittee)进行 ,持续了三年多时间。调查报告认为 ,“新政”期间的工商业政策加强了经济力量的集中。另一个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改以往对经济力量集中听之任之的态度 ,处理了众多的反托拉斯企业。在三年半时间内 ,多达 1 77件讼案得到受理 ,这相当于此前反托拉斯法问世以来近半个世纪内所受理讼案总数的一半 ,这些反托拉斯讼案主要涉及石油、冶金、汽车及电影拍摄等产业 ,同时还遏制了专利侵权、盗版等活动。此次反垄断高潮之声势 ,不亚于塔夫脱政府时期的反托拉斯活动 ,被认为是“从未有过的一次试图将它 [即反托法 ]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工具的尝试”。[1](p .780 ) 但与“一战”前的那次高潮一样 ,好景不长 ,1 942年之后 ,随着二战的扩大和美国参战 ,美国经济经历了又一次战时管制 ,反托拉斯法再次被中断实施。然而 ,随着战争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立即得到恢复。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工作恢复到二战前 40年代初的状况 ,在战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 ,调查与审理了 1 57宗违反竞争法规讼案。与此同时 ,战前 3 0年代受到削弱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维护市场竞争方面也恢复了以往的活力。这样 ,使得 3 0年代初恢复的较为强硬的竞争政策 ,重新得以延续。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 50年代中期 ,末于 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教义 ,构建所谓“混合经济”体制 ,进行“需求管理”的主要年份。虽然1 946年《就业法》的出台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得到美国法律认可 ,因为该法律将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之责任置于联邦政府肩上 ,但笔者考察[7](pp.10 6 - 115 ) 表明 ,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重构宏观经济体制及宏观管理系统的时间 ,应不早于 1 947年 ,而“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 (如财政“内在稳定器”等等 )之造就 ,则应该是 50年代初的事。由此可以认为 ,正是在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基本到位的情况下 ,竞争政策的调整方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点应该能够解释如下史实 :美国宏观体制与政策的改弦易张始于战后初期 ,而竞争政策的调整何以滞后到 50年代中期才得以进行。从 5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中期 ,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 :一改以往惩罚为主的做法 ,而变为以防范为主。具体做法有三 :其一是 ,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广泛沟通 ,取得各产业协会的支持 ,劝说垄断企业放弃某些反竞争做法。自 50年代中期始 ,联邦贸易委员会广泛利用“自愿程序”、“贸易实践会议”(trade practiceconferences)和“信息交换”等形式 ,劝戒企业放弃反竞争行为。其二是 ,建立专门机构 ,就竞争政策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指导 ,这始于 60年代初。1 96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产业指导局”(BureauofIndustryGuidance) ,开始向企业及公众就竞争政策方面的知识提供正式咨询 ,并向企业提供建议。其三是 ,制定法规 ,防止垄断的产生。这主要是通过限制企业并购 (M&A)进行的。客观地来讲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半个多世纪中 ,美国竞争政策的基本趋向是反垄断而不反企业并购 ,然而后来的事实一再表明 ,如果仅仅制止垄断而不从源头即垄断产生的主要途径上予以限制 ,则难以有效遏制垄断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 ,早在 2 0年代 ,美国司法当局就曾试图运用《克莱顿法》的有关条款限制企业并购 ,但只是到了战后 ,当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威胁到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时 ,美国政府才考虑修改有关法案 ,限制企业并购 ,时在 1 950年。该年国会通过《塞勒—凯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 ,对《克莱顿法》作了修改 ,确认如下原则 :一家公司握有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并由此削弱了竞争 ,应视为非法。据认为 ,这是明确的反企业并购法案。正是按照这个修正法案 ,杜邦公司不得不出让其所作握有的通用汽车公司 2 3 %的股份。竞争政策实施的第三个阶段始于 70年代中期 ,目前尚未见分晓。这个阶段的特征是 ,竞争政策立场游移不定 ,时紧时松 ,但总的趋向之一是 ,在实施具体法规中 ,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判断” ,而减少了“死扣规则”的做法。竞争政策游移不定的原因显然与经济形势有关。从 60年代最后两年开始 ,美国经济遇到新的麻烦 ,失业与通胀互换或所谓“菲律浦斯规律”运作的代价越来越大 ,而到70年代上半期终于陷入“滞胀”。面对严重的经济“滞胀” ,整个 70年代宏观政策是无所适从的 ,这引起公众对政府干预的普遍怀疑。但进入 80年代以来 ,罗纳德·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弦易张 ,促成了美国经济在 80年代和 90年代两个较长周期的强劲增长 ,与此同时 ,以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方面应用技术突破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也引起企业组织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这增加了执法当局实施竞争政策的难度。面对这种变化 ,“理性原则” ,即通过对具体案例效应的好坏判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亦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 ,在对待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问题上 ,主要盯住一些巨型企业 ,而对一般中小企业 ,则不大去管。这方面从 70年代对IBM公司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讼案的判决 ,80年代对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的裁决 ,到 90年代对微软公司的指控 ,均具有代表性。其中 ,IBM公司讼案经过长达 1 1年 ( 1 969— 1 980 )的时间 ,最终被分割成几个分立的 ,彼此处于竞争状态的平衡实体 ;AT&T经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决和劝说 ,放弃了一些地方性公司 ,而微软公司讼案迄今尚未见分晓。其二是 ,对管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垄断行为标准 ,则予以放宽。这主要是适应近几十年以来的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的要求。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有二 :一个是 70年代伊斯曼·柯达公司讼案。 1 972年 ,贝克摄影公司指控柯达公司搞垄断———同时向市场投放袖珍照相机和摄影胶卷这两种产品而事先未通知它的竞争对手 ,因而为地方法院判决对柯达公司罚款 870 0万美元 ,但 1 979年联邦上诉法院予以否决 ,撤销上述判决。撤销的理由是 :一个大型企业“仅仅因为他的有效规模而获得竞争性的收益” ,就不算违反反托拉斯法 ;另一个是 80年代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杜邦公司讼案的裁决。杜邦公司曾被指控在二氧化钛市场压倒了其它企业 ,因为到1 977年 ,该公司的市场份额已有 42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 1 980年的一份裁决中认为 ,“杜邦公司的行为是与它的技术能力和市场机会相一致的” ,因此不属于破坏竞争的行为。[4 ](p .174) 据认为 ,此判例确立了一个新的反托拉斯法实施原则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不违反谢尔曼法。”[5 ](p .2 36 ) 其三是 ,加大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加强了对商业欺诈、商业贿赂行为的制裁。这方面的立法虽然可以追溯至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 ,但由于美国商业传统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商业欺诈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与此同时 ,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 ,任何商业活动要得以长期维持下去并给它的参与者带来利润 ,欺诈行为显然难以长期奏效。然而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产品的日益复杂化 ,随着现代广告手段的采用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商业中有意或无意的欺诈行为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从 70年代起 ,美国政府加强了这方面的干预力度。主要措施包括 :( 1 )不断修改原有竞争法规 ,完善对商业欺诈行为的约束。 1 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修正案 ,明确提出制止“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作法 ,”并授权该委员会可在地区法院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同一时期 ,有 48个州制定了保护消费者权宜的法案 ;( 2 )加大司法力度。 1 979年最高法院裁定 ,消费者可以根据反托拉斯法提出三倍损害赔偿 ,同时明确了“消费者受损”的标志是 :“只要消费者被剥夺了金钱 ,它的财产也就受到了损害”。与此同时 ,在制止商业贿赂方面 ,除加大限制国内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而外 ,还试图制止外贸业中的贿赂行为。1 977年通过的《禁止对外贿赂法》规定 :任何美国企业 (企业负责人、经理、雇员、代理人和股东 )为了获得或维持已有业务而向任何外国官员、政党或政治候选人支付现金或送礼 ,或允许这种做法 ,都是违法的。而任何企业违反该法 ,最高可被罚款 1 0 0万美元 ,个人可能被处以 1万美元罚款及五年以下徒刑。值得注意的是 ,从 1 99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具国际性意义。一方面 ,美国巨型企业的并购 ,受到欧盟、日本等经济实体同类企业的关注 ,比如麦道与波音合并就曾受到欧盟空中客车公司的责难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越来越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推销”其竞争政策 ,与欧盟联手倡导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由于这种努力 ,如今许多国际经济组织 ,从发达国家的“俱乐部”OECD(经合组织 )到全球最大多边贸易体制WTO ,从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都在谈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预料 ,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也面临着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挑战 ,为此须及早关注发达国家的竞争政策 ,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政策 ,因为在当今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拟订中 ,“美国因素”几乎无处不在美国竞争政策:一种纵向的透视@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系!浙江杭州310028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垄断;;公平竞争;;利益-成本法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 ,它属于法律化了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肇始于美国 ,并且在美国得到持续而广泛的实施。本文纵向考察了美国 10 0年来竞争政策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其实践 ,探讨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1)竞争政策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2 )美国竞争政策运作的特点 ;(3)竞争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①关于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目标等问题,请参阅拙著《干预市场:当代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第1~2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同属竞争政策范畴之内的企业并购与反并购问题,请参阅拙文:“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第67~71页 [1]EllisW .Hawley,Antitrust,EncyclopediaofAmericanEconomicHistory:Vol.2[M].N .Y .1980.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 [3]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马歇尔·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与贸易法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保罗·格雷戈里,罗伯特·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8. [6]吉尔伯特·菲特,吉姆·里斯.美国经济史[M].长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7]赵伟.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源自:   《》
塞尔维亚反对党联盟9月24日在南联盟大选中获胜后一直要求塞尔维亚共和国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同时要求解散由塞尔维亚社会党、南斯拉夫左翼联盟和塞尔维亚激进党组成的塞尔维亚现政府并组成过渡政府,但遭到执政党的反对,从而引发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政府危机。
源自: 塞尔维亚3个主要党派达成协议  《新华每日电讯》2000-10-18
[驺] 近年来,塞尔维亚人民的自尊感已多次严重受辱,如果3年后,黑山真的宣告独立,那末塞尔维亚将回到19世纪那种孤零零的状态,不仅大塞尔维亚主义将彻底破灭,而且塞尔维亚自身亦恐难保,因为届时科索沃和匈牙利人群居的伏伊伏丁那势必也会脱离塞尔维亚,这将是全体塞尔维亚人所不能接受的。
源自: 科索沃战争后的巴尔干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田而当政的塞尔维亚王朝却竭力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不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把新国家看成是塞尔维亚人打下的一统天下,甚至在1929年发动政变,宣布南只有一个民族,改国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为“南斯拉夫王国”,致使其他民族感到大上其当,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的关系随即紧张起来。
源自: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史和现实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1期
1918年,“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成立后,塞尔维亚民族统治阶级大力推行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策,国家权力掌握在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手中,重要官员只限塞尔维亚人担任,对其他民族采取歧视性的民族不平等政策。
源自: “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兴衰及其影响  《国际资料信息》2000年11期
在这次选举中,共有塞尔维亚反对党联盟、赛尔维亚社会党、赛尔维亚激进党、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民主社会党、塞尔维亚统一党、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和南斯拉夫左翼等8个政党和政党联盟参与角逐。
源自: 塞尔维亚大选浅析  《人民日报》2000-12-27
塞族认为,在科索沃的200万人口中,塞族人虽然目前只占10%,但在十四世纪之前,科索沃地区一直是塞尔维亚人居多数,并且主要由塞族人统治,科索沃曾经是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塞族人理所当然地把科索沃看成塞尔维亚民族的发祥地和文化摇篮,认为阿尔巴尼亚族人是后来迁人的异族人,科索沃归属塞尔维亚是天经地义的。
源自: 科索沃战局透析  《时事报告》1999年05期
黑山南斯拉夫,   密切的塞黑联盟   作为“比塞尔维亚人还要塞尔维亚”的民族,黑山在南斯拉夫的几个民族中与塞尔维亚的传统关系比较密切,19世纪塞尔维亚出现反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独立运动后,一直坚持抗土独立的黑山自然成为塞尔维亚的盟友。
源自: 黑山独立与“南斯拉夫遗产”的最后终结  《经济观察报》2006/05/29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及最新经济运行数据收录最齐全、功能最先进的统计数据挖掘分析平台...
http://tongji.cnki.net/


CNKI历史上的今天
搜索人物生平,事件始末,历史脉络...
http://history.cnki.net/


 
 
首页上页下页末页  / 60
相关数字: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尔京群岛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母公司在维尔京群岛注册 总部在香港地区的公司数目尔收入尔订单价格
 
CNKI主页 设CNKI数字搜索为主页 | 收藏CNKI数字搜索| 网络统计数据资源导航
  2010 CNKI-中国知网
京ICP证040431号 京ICP证040441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