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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持何种态度” ,有 2 6 77%的毕业生持乐观态度 ,4 1 35 %的毕业生对就业前景持一般观望态度 ,2 4 2 3%的毕业生持不乐观态度 ,7 2 6 5 %的毕业生对就业前景持不确定态度 ;在对 1 6 0 2名大专班毕业生的调查中 ,仅有 2 1 5 4%的毕业生对就业持乐观态度 ,由此也反映了专科毕业生对就业前景比较担心。
源自: 广西2003届高校毕业生择业行为及意向问卷调查分析  《高教论坛》2003年02期
天津全国中国, 特别是2003年以来,坚持以积极的态度、发展的办法,坚持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并举的原则,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措施,除陆续制定了66项再就业政策外,市政府还专门制定了《2003年-2005年就业就业规划纲要》,确定了用3年的时间开发61万个就业岗位,做好下岗失业人员、新成长劳动力、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统筹城乡就业,保障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的目标。
源自: 天津就业举措推向全国  《天津日报》2006/01/18
锥闲灾实钠笠导洹肮材薄奔按笃笠敌形?,但却不排斥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垄断力量的聚集。正由于这一漏洞 ,在该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 1 0年时间内 ,美国的托拉斯不是变少了 ,而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其三是 ,没有授权专门的机构来受理对妨碍贸易行为的起诉。由于将该法案的实施与一般民事法实施混在一起 ,因而在实施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对这样一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案来说 ,关于它所确定的某些原则的解释 ,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上述缺陷或漏洞 ,是在后来的长期司法实践中逐步被发现并得以补充完善的。但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的竞争政策法律体系框架 ,渐趋形成及完善起来。在这一框架形成过程中 ,1 91 4年通过的两部法案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部是《克莱顿法》(ClaytonAct,1 91 4)。其宗旨在于“防止垄断力量的积聚而非解散已经形成的垄断集团”[3](p .40 4) 。其主要条款有四 :( 1 )反对“有利于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的商品销售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和歧视行为 ;( 2 )禁止“搭配销售”(tie in)和约束买主的协定 ,这包括不允许要求卖主在经营自己商品的同时排除其竞争对手的商品 ;( 3 )禁止为减少竞争而买入竞争对手的股票 ;( 4)宣布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属于妨碍贸易的垄断组织。由于《克莱顿法》的通过 ,可以认为 ,早在“一战”之前 ,美国竞争政策实际上已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 :( 1 )关于企业反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 ;( 2 )关于企业之“限制性商业活动”(restrictivetradeprac tice) ;( 3 )企业间共谋 (conspiracy)。一般认为 ,这三项内容 ,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政策所包括的基本内容。第二部法案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TradeCommissionAct,1 91 4)。其主旨虽在于设立一个专门机构 ,来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但该法案同时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于商业活动中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法” ,均应“宣布为非法”。从而为竞争政策的实施开辟了广阔的空间[4 ](p.36 ) 。继上述法案之后 ,在 2 0世纪 3 0年代和 50年代 ,美国国会又出台了数部新的竞争政策法规 ,旨在对前三个法案进行增补和修正。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修正性法案有四项 :( 1 ) 1 93 6年颁布的《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 PatmanAct,1 93 6) ,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 ,详细列举了应予取缔的价格歧视行为。 ( 2 ) 1 93 7年的《米勒—泰丁斯法》(Miller Tyd ingsAct,1 93 7) ,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 ,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 ( 3 )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Wheeler LeaAct,1 93 8) ,禁止企业登载虚假广告 ,尤其是食品、药品、设备及化妆品方面的虚假广告。该法案对虚假广告的定义是 :“在实质上足以引起人们误解”的广告。 ( 4) 1 950年的《瑟勒—克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1 950 ) ,扩大了对企业兼并的限制。然而 ,上述法案仅仅是维护一般商业活动中竞争环境的法规 ,而差不多在这同期 ,美国还制定了一些约束具有行业性垄断特征行为的专门法案。这包括 1 92 0年的《运输法令》和 1 93 5年颁布的《公用事业控股法》。前者经多次修订 ,成为节制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运输业中垄断的有力武器 ,后者则对公用事业中的行业垄断行为形成某种威慑。二、实施竞争政策的权力机构及其运作特点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由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共同负责。在司法当局那里 ,具体负责竞争政策法规实施的机构是司法部下的“反托拉斯局”(Anti-trustDivision) ,它是根据美国国会在 1 90 3年的一项授权法案而设立的。这是一个“高度分立的专业化和官僚化的机构 ,由一群接受过反托拉斯法和反托拉斯经济学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充任”[1](p .777) 。主要负责司法程序所涉及的对违法企业的查处 ,受理有违竞争法规的上诉案件 ,并有权解释反托拉斯法。在行政当局那里 ,竞争政策的实施则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管理与实施机构 ,由五名成员组成 ,均由总统任命 ,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任期 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由两个工作机构组成 :一个是“竞争局”(BureauofCompetition) ,另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局 (BureauofConsumerProtection)。其中前者负责竞争政策法规的实施 ,后者负责对那些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提出诉讼。竞争政策的实施 ,主要由“竞争局”负责。就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所用手段和程序而言 ,司法当局的反托拉斯司的工作要简明的多 ,它主要以维护各种反托拉斯法为己任 ,通过法院系统裁决。与司法当局相比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实施竞争政策法规方面 ,起的作用更大 ,工作程序更为复杂。不仅如此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组织的不断变化和反竞争性商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 ,其权限也不断得到扩充。比如 ,按照 1 91 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其职责主要有二 :其一是 ,搜集和编纂情报资料 ,调查商业组织和商业机构的活动 ;其二是 ,作为一个准司法机构来行使职权。它可以凭借有关调查 ,比照有关法案 ,就某种限制性贸易行为或妨碍贸易的行为作出法与非法之评判。还可以发布命令 ,禁止某些有损公平竞争的商业行为。但在后来 ,其权限逐步扩展至许多方面 ,甚至包括制定行业商业规则。这种权限的扩展 ,主要是通过对有关法规的解释达到的。比如 ,从 1 963年起 ,它以使《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关于“不正当的竞争或欺骗性的做法”之具体化为由 ,颁布了第一部“贸易管理规则”(traderegulationrule) ,由于有人怀疑它是否有此权力的诉讼为上诉法院所驳回 ,使这一权限合法化。而 1 975年通过的《麦格纳森 -莫斯担保法》(Magnuson -MossWarrantyAct,1 975,又称“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 ,则正式赋予该机构上述权限。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 ,法律对反竞争行为的界定比较含糊 ,这留给司法行政当局充分的活动空间。具体来说 ,虽然有关法案宣布“限制贸易”、“垄断商业”的行为为非法 ,但却不对这些行为以具体的界定 ,而将解释权留给司法当局和行政执法机构。正由于这种原因 ,法院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具体案例的判决条文“对竞争政策的实际内容”有着巨大的影响[1](p .778) 。比如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问世的最初 2 0多年中 ,司法当局曾将所有限制贸易的协议判为非法和约 ,但在 1 91 1年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两项案子时 ,却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宣布法院可以鉴别限制贸易的具体和约是否合理 ,只认定“非合理之协定”为非法。据认为 ,由于引入所谓“理性原则” ,美国司法当局在1 91 1年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 ,所坚持的行为准则是 :“禁止反竞争的市场行为 (如运用削价排除竞争对手、企业合并及价格确定 ) ,而不禁止垄断本身的存在”[5 ](p .2 36 ) 。但 1 945年对美国铝业公司案件的裁决 ,又对上述法规作了新的解释 ,法院首次认定 ,“不管业务合理与否 ,实际的垄断就是非法” ;“控制一个工业部门业务活动的 90 % ,肯定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即便控制 60 % ,也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6 ](p .5 6 5 ) 。然而到了 70年代 ,这种解释又出现反复。 1 972年在审理伊斯曼 -柯达公司的讼案和 1 97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杜邦公司的裁决确定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 ,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5 ](p .2 36 ) 。另一个特点是 ,行政当局对竞争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 ,行政当局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提请国会不断修订已有法规。比如《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本身就是应当时的行政当局———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要求提出并通过的。时在“一战”前夕 ,美国托拉斯泛滥 ,严重威胁着市场的公平环境 ,这引发了美国政界围绕维护自由竞争或容忍托拉斯不受限制发展问题的一场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 ,以主张自由竞争著称的威尔逊总统获胜 ,力主通过了上述两个重要竞争法规。由于这两个法规的引入 ,大大强化了竞争政策维护自由竞争的立场。相比之下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通过的《罗宾逊—帕特曼法》( 1 93 6年 ) ,则大为软化了反托拉斯与反垄断立场 ,这也与当时行政当局的主张密不可分。当时正值“大萧条”后经济恢复时期 ,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出于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考虑 ,容忍某些反竞争的商业行为。这两个法案所持竞争政策立场一紧一松 ,恰成对照。另一方面 ,行政当局所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竞争政策所持态度 ,直接影响着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 ,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期间 ( 1 93 3— 1 93 6年 ) ,就曾通过总统法暂时中止了反托拉斯法的执行 ,鼓励企业建立垄断价格的卡特尔组织。而在里查德·尼克松执政时期 ,还曾出现过一种“不经过诉讼而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协商”来解决企业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的做法[6 ](p .786 ) 。致使反托拉斯法的威慑力减弱。但到了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背弃政府积极干预而更多地倾向于自由放任一边 ,因而强调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 ,其直接影响是竞争政策的抽紧。这方面 ,1 98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解散全球第一大电讯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正由于以上两个特点 ,美国的反托拉斯及一系列竞争政策法规 ,在实施中更带有政府政策的鲜明特征———受政府政策选择偏好的影响。三、美国竞争政策 :一个世纪的实践1 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标志着一种法律化了的竞争政策的产生 ,由此开始了竞争政策的实施 ,到 2 0世纪结束 ,恰好 1 1 0年时间。一百多年以来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问世 ,末于“二战”结束后的 50年代初 ,这是竞争政策实施的极不稳定时期。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 3 0年代经济大萧条 ,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一再受动荡所打断 ,与这种动荡的社会经济史背景相一致的是 ,美国竞争政策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时而为非常局势或临时性宏观政策所打断。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曾经掀起过两个高潮 ,同时亦曾三次被暂时搁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一战”之前的十几年间。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的头几年间 ,竞争政策事实上形同虚设 ,从 1 890年到 1 90 0年 ,反托拉斯法既未能遏止 1 9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美国企业兼并浪潮 ,也未能制止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其结果是 ,到 2 0世纪头几年 ,美国工商业中垄断活动更为猖獗。有研究揭示 ,在 1 90 4年积极活动的 3 1 8家大工业托拉斯中 ,除了 2 3家之外 ,其余都是在反托法颁布之后组成的[6 ](p .5 6 5 ) 。托拉斯的垄断活动引起公众的反感情绪日渐增强 ,迫使美国行政当局采取措施。第一个认真实施反托拉斯法的行政当局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 ( 1 90 1—1 90 9年 )。在罗斯福的两届任期内 ,行政当局调查并起诉到法院的违法案件共 42起 ,而在此之前的1 1年时间内 ,一共只有 1 8起 ,其中大部分为地区行政法院所象征性地予以处理 ,仅有 2— 3起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有关条款 ,处以当事企业对受害方以三倍之赔偿。罗斯福政府对待垄断企业的态度也是强硬的 ,在他任内 ,行政当局运用反托拉斯法解散了几家大的垄断企业 ,迫使企业间共谋价格、分割市场的行为大为收敛。到罗斯福政府末期 ,“反托拉斯已成为联邦官僚体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正由于这种原因 ,美国经济史家将罗斯福时期视为美国真正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分水岭”。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待大型垄断企业的态度 ,他并非一概否定大型垄断性企业。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联合的时代 ,任何阻止联合的努力将是无用的 ,而且最终将走上邪路 ,因为它将破坏效率 ,引起无目的的政府干预。因此 ,他的政府力图在垄断企业间分出“好的联合”与“坏的联合”[1](p.775 ) 。继罗斯福之后 ,连续两任总统均对竞争政策的实施持积极态度。一任是塔夫脱 ,在他的四年任内 ( 1 90 9—1 91 3年 ) ,行政当局共提出了 52起诉案 ,其中 2 6起发生在 1 91 2年。另一任是威尔逊( 1 91 3— 1 92 1年 ) ,在他任内的和平时期 ,一共调查和起诉了 95起案件。不仅如此 ,比起谢尔曼法颁布以来的历任总统来 ,威尔逊受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 ,他的顾问班子包括了约翰·贝茨·克拉克 (J.B .Clark ,1 847—1 93 8)和路易·布兰德伊斯 (LouisBrandeis)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与罗斯福不同 ,威尔逊主张为恢复竞争而制定一视同仁的法律 ,并相信垄断企业的过度发展已经破坏了美国企业的自由环境 ,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 ,就能恢复旧的竞争环境。正是出于此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Freedom)的信仰 ,威尔逊任内除积极地限制反托拉斯等垄断形式而外 ,还积极致力于完善竞争政策的法律。这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在 1 91 4年制定与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前者使行政当局得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付反竞争的企业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后者则进一步加强了竞争的政策法律体系。第二个高潮掀起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的 3 0年代末 40年代初。在威尔逊执政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 ,美国行政当局将越来越多的精力花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自己的工作尚无所适从 ,常常与联邦法院处于争执状态。因此而对垄断企业的调查与反竞争行为的查处渐次减少。而随着 1 91 7年美国的参战和战时经济管制计划的全面启动 ,联邦政府正式停止了反托拉斯举动 ,次年即 1 91 8年 ,国会通过一项新法令 ,(即《韦博—波米里恩法》—Webb PomereneAct,1 91 8) ,放宽了对垄断企业的限制 ,在出口方面允许联合和企业合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断竞争政策的实施。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立即恢复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但在整个 2 0年代 ,部分地由于美国公众对垄断企业态度的变化 ,政府受到的压力较小 ,部分地由于战时管制经济对反托法实施搁置的“惯性” ,反托拉斯法因而竞争政策的实施处于另一种形同虚设的地步。由于竞争政策形同虚设 ,垄断企业的财势再次迅速膨胀。到 1 93 0年 ,2 0 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美国非银行财产总额的 3 8% ,获得的收入占非银行总收入的 43 .3 % ,而这些公司仅为 2 0 0 0个私人控制[1](p .774) 。即使这种形同虚设的反托拉斯政策 ,也未能免于大萧条的冲击。大萧条中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 1 93 3年颁布的“新政”重要法令之一《全国产业复兴法》 ,首先宣布暂停实施反托拉斯法。在此后两年内 ,行政当局一改以往反垄断的立场转而扶植垄断 ,即建立政府支持的卡特尔产业组织体制。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在各工业部门制定的“公平竞争法” ,实际上成了保护卡特尔组织利益的工具 ,中小业主及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类法规下 ,过去反托拉斯法认定非法的价格协定实际上都合法化了。然而 ,随着 1 93 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及“新政”第一阶段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重新得到实施。而 1 93 7— 1 93 8年的经济再次衰退 ,则促成了 1 93 8年开始的对垄断企业的大规模调查和战前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高潮的到来。这次高潮主要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一个是“新政”对自由市场竞争的扭曲。由于“新政”采取鼓励卡特尔联合的态度 ,结果许多州政府纷纷效仿 ,试图通过扶持垄断的、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立法 ,来帮助工商企业 ,比如 ,允许制造商与销售商签定有关最低价格的协定。这种做法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 ;另一个是 1 93 7年至 1 93 8年的经济萧条。“新政”通过巨额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摆脱了大萧条 ,但只过了几年时间 ,美国经济又跌入新的萧条之中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信此次萧条主要是由于市场垄断所造成 ,由于卡特尔、托拉斯 (联合公司 )之间大多订有维持最低价格的协定 ,使得价格缺乏弹性 ,价格起不到传递市场需求状况信息的应有作用 ,从而使生产过剩加剧 ,导致了新的衰退。此次反垄断行动由两个内容组成 :一个是对垄断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由半官方的“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TemporaryNationalEco nomicCommittee)进行 ,持续了三年多时间。调查报告认为 ,“新政”期间的工商业政策加强了经济力量的集中。另一个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改以往对经济力量集中听之任之的态度 ,处理了众多的反托拉斯企业。在三年半时间内 ,多达 1 77件讼案得到受理 ,这相当于此前反托拉斯法问世以来近半个世纪内所受理讼案总数的一半 ,这些反托拉斯讼案主要涉及石油、冶金、汽车及电影拍摄等产业 ,同时还遏制了专利侵权、盗版等活动。此次反垄断高潮之声势 ,不亚于塔夫脱政府时期的反托拉斯活动 ,被认为是“从未有过的一次试图将它 [即反托法 ]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工具的尝试”。[1](p .780 ) 但与“一战”前的那次高潮一样 ,好景不长 ,1 942年之后 ,随着二战的扩大和美国参战 ,美国经济经历了又一次战时管制 ,反托拉斯法再次被中断实施。然而 ,随着战争的结束 ,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立即得到恢复。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工作恢复到二战前 40年代初的状况 ,在战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 ,调查与审理了 1 57宗违反竞争法规讼案。与此同时 ,战前 3 0年代受到削弱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维护市场竞争方面也恢复了以往的活力。这样 ,使得 3 0年代初恢复的较为强硬的竞争政策 ,重新得以延续。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 50年代中期 ,末于 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教义 ,构建所谓“混合经济”体制 ,进行“需求管理”的主要年份。虽然1 946年《就业法》的出台就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得到美国法律认可 ,因为该法律将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之责任置于联邦政府肩上 ,但笔者考察[7](pp.10 6 - 115 ) 表明 ,美国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重构宏观经济体制及宏观管理系统的时间 ,应不早于 1 947年 ,而“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 (如财政“内在稳定器”等等 )之造就 ,则应该是 50年代初的事。由此可以认为 ,正是在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基本到位的情况下 ,竞争政策的调整方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点应该能够解释如下史实 :美国宏观体制与政策的改弦易张始于战后初期 ,而竞争政策的调整何以滞后到 50年代中期才得以进行。从 5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中期 ,美国实施竞争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 :一改以往惩罚为主的做法 ,而变为以防范为主。具体做法有三 :其一是 ,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广泛沟通 ,取得各产业协会的支持 ,劝说垄断企业放弃某些反竞争做法。自 50年代中期始 ,联邦贸易委员会广泛利用“自愿程序”、“贸易实践会议”(trade practiceconferences)和“信息交换”等形式 ,劝戒企业放弃反竞争行为。其二是 ,建立专门机构 ,就竞争政策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指导 ,这始于 60年代初。1 96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产业指导局”(BureauofIndustryGuidance) ,开始向企业及公众就竞争政策方面的知识提供正式咨询 ,并向企业提供建议。其三是 ,制定法规 ,防止垄断的产生。这主要是通过限制企业并购 (M&A)进行的。客观地来讲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颁布之后半个多世纪中 ,美国竞争政策的基本趋向是反垄断而不反企业并购 ,然而后来的事实一再表明 ,如果仅仅制止垄断而不从源头即垄断产生的主要途径上予以限制 ,则难以有效遏制垄断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 ,早在 2 0年代 ,美国司法当局就曾试图运用《克莱顿法》的有关条款限制企业并购 ,但只是到了战后 ,当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威胁到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时 ,美国政府才考虑修改有关法案 ,限制企业并购 ,时在 1 950年。该年国会通过《塞勒—凯弗维尔法》(Celler KefauverAct) ,对《克莱顿法》作了修改 ,确认如下原则 :一家公司握有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并由此削弱了竞争 ,应视为非法。据认为 ,这是明确的反企业并购法案。正是按照这个修正法案 ,杜邦公司不得不出让其所作握有的通用汽车公司 2 3 %的股份。竞争政策实施的第三个阶段始于 70年代中期 ,目前尚未见分晓。这个阶段的特征是 ,竞争政策立场游移不定 ,时紧时松 ,但总的趋向之一是 ,在实施具体法规中 ,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判断” ,而减少了“死扣规则”的做法。竞争政策游移不定的原因显然与经济形势有关。从 60年代最后两年开始 ,美国经济遇到新的麻烦 ,失业与通胀互换或所谓“菲律浦斯规律”运作的代价越来越大 ,而到70年代上半期终于陷入“滞胀”。面对严重的经济“滞胀” ,整个 70年代宏观政策是无所适从的 ,这引起公众对政府干预的普遍怀疑。但进入 80年代以来 ,罗纳德·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弦易张 ,促成了美国经济在 80年代和 90年代两个较长周期的强劲增长 ,与此同时 ,以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方面应用技术突破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也引起企业组织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这增加了执法当局实施竞争政策的难度。面对这种变化 ,“理性原则” ,即通过对具体案例效应的好坏判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 ,亦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 ,在对待垄断企业的反竞争活动问题上 ,主要盯住一些巨型企业 ,而对一般中小企业 ,则不大去管。这方面从 70年代对IBM公司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讼案的判决 ,80年代对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的裁决 ,到 90年代对微软公司的指控 ,均具有代表性。其中 ,IBM公司讼案经过长达 1 1年 ( 1 969— 1 980 )的时间 ,最终被分割成几个分立的 ,彼此处于竞争状态的平衡实体 ;AT&T经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决和劝说 ,放弃了一些地方性公司 ,而微软公司讼案迄今尚未见分晓。其二是 ,对管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垄断行为标准 ,则予以放宽。这主要是适应近几十年以来的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的要求。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有二 :一个是 70年代伊斯曼·柯达公司讼案。 1 972年 ,贝克摄影公司指控柯达公司搞垄断———同时向市场投放袖珍照相机和摄影胶卷这两种产品而事先未通知它的竞争对手 ,因而为地方法院判决对柯达公司罚款 870 0万美元 ,但 1 979年联邦上诉法院予以否决 ,撤销上述判决。撤销的理由是 :一个大型企业“仅仅因为他的有效规模而获得竞争性的收益” ,就不算违反反托拉斯法 ;另一个是 80年代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杜邦公司讼案的裁决。杜邦公司曾被指控在二氧化钛市场压倒了其它企业 ,因为到1 977年 ,该公司的市场份额已有 42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 1 980年的一份裁决中认为 ,“杜邦公司的行为是与它的技术能力和市场机会相一致的” ,因此不属于破坏竞争的行为。[4 ](p .174) 据认为 ,此判例确立了一个新的反托拉斯法实施原则 :“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革新而创立的垄断企业不违反谢尔曼法。”[5 ](p .2 36 ) 其三是 ,加大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加强了对商业欺诈、商业贿赂行为的制裁。这方面的立法虽然可以追溯至 1 93 8年的《惠勒—李法》 ,但由于美国商业传统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商业欺诈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与此同时 ,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 ,任何商业活动要得以长期维持下去并给它的参与者带来利润 ,欺诈行为显然难以长期奏效。然而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产品的日益复杂化 ,随着现代广告手段的采用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商业中有意或无意的欺诈行为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从 70年代起 ,美国政府加强了这方面的干预力度。主要措施包括 :( 1 )不断修改原有竞争法规 ,完善对商业欺诈行为的约束。 1 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修正案 ,明确提出制止“在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作法 ,”并授权该委员会可在地区法院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同一时期 ,有 48个州制定了保护消费者权宜的法案 ;( 2 )加大司法力度。 1 979年最高法院裁定 ,消费者可以根据反托拉斯法提出三倍损害赔偿 ,同时明确了“消费者受损”的标志是 :“只要消费者被剥夺了金钱 ,它的财产也就受到了损害”。与此同时 ,在制止商业贿赂方面 ,除加大限制国内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而外 ,还试图制止外贸业中的贿赂行为。1 977年通过的《禁止对外贿赂法》规定 :任何美国企业 (企业负责人、经理、雇员、代理人和股东 )为了获得或维持已有业务而向任何外国官员、政党或政治候选人支付现金或送礼 ,或允许这种做法 ,都是违法的。而任何企业违反该法 ,最高可被罚款 1 0 0万美元 ,个人可能被处以 1万美元罚款及五年以下徒刑。值得注意的是 ,从 1 99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竞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具国际性意义。一方面 ,美国巨型企业的并购 ,受到欧盟、日本等经济实体同类企业的关注 ,比如麦道与波音合并就曾受到欧盟空中客车公司的责难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越来越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推销”其竞争政策 ,与欧盟联手倡导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由于这种努力 ,如今许多国际经济组织 ,从发达国家的“俱乐部”OECD(经合组织 )到全球最大多边贸易体制WTO ,从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都在谈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预料 ,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也面临着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挑战 ,为此须及早关注发达国家的竞争政策 ,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政策 ,因为在当今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拟订中 ,“美国因素”几乎无处不在美国竞争政策:一种纵向的透视@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系!浙江杭州310028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垄断;;公平竞争;;利益-成本法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 ,它属于法律化了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肇始于美国 ,并且在美国得到持续而广泛的实施。本文纵向考察了美国 10 0年来竞争政策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其实践 ,探讨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1)竞争政策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2 )美国竞争政策运作的特点 ;(3)竞争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①关于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目标等问题,请参阅拙著《干预市场:当代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第1~2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同属竞争政策范畴之内的企业并购与反并购问题,请参阅拙文:“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第67~71页 [1]EllisW .Hawley,Antitrust,EncyclopediaofAmericanEconomicHistory:Vol.2[M].N .Y .1980.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 [3]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马歇尔·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与贸易法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保罗·格雷戈里,罗伯特·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8. [6]吉尔伯特·菲特,吉姆·里斯.美国经济史[M].长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7]赵伟.现代
源自:   《》
[就业地区] 本次调查涉及全国19个省的58个城市,综合就业环境、就业服务、就业潜力、就业收入以及民办高校毕业生对城市的就业态度等多种因素所对应的问题,通过量化处理得出如下结论:上海、深圳、广州、北京、杭州、珠海、成都、青岛、大连、厦门名列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城市前十位。
源自: 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期望与现状  《中国教育报》2005/10/26
在那些转变了再就业态度的人中有39.3%的人参加了再就业培训,然而在那些转变了再就业态度的人中也有44.3%的比例没有参加过再就业培训,也就是说在那些转变了再就业态度的人中参加培训的与没有参加培训的比例基本持平。
源自: 大众传媒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影响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但是在“多渠道就业”方面有认识上的变化 ,98级持否定态度的超过半数 ,持肯定态度的只有 1 9% ,99级、0 0级持否定和肯定态度的大约有30 % ,可见 ,随着就业观念的改变 ,竞争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 ,主张多渠道就业 ,依靠社会背景就业的比例在上升。
源自: 卫校护理专业学生就业态度调查  《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年05期
面对就业“难”的态度问题,有少部分同学表示要继续读书,研究生毕业再考虑就业问题;在想就业的同学中,41%持有“先就业,再择业”的态度,表示“茫然失措”的就占到7%,期望就业形势好转的占到18%。
源自: 省城大学生就业心理摸底调查  《山西经济日报》2004/12/31
现摘录生要结果如下: 一、今年就业形势严峻,学生对此态度亦不甚乐观 调查显示,本届毕业生对今年就业形势的认识比较清楚,反映在基本数据上为:只有24 .7%的毕业生仍然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持乐观态度,其中男生比例为30.5%,女生比例仅为21.0%;而与之相对应的,应届毕业生中对自己就业前景持一般态度以及不乐观的比例高达72.4%。
源自: 2003年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生择业行为以及意向调查...  《思想.理论.教育》2003年Z1期
这样就业矛盾会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专科层次学生就业难度更大,在调查中了解到:对就业持乐观态度的占57.8%;对就业前途态度茫然、悲观和还没有考虑就业前途的占42.2%。
源自: 大学生就业心态的实证分析  《长沙大学学报》2004年03期
调查表明,多数大学毕业生对于多次就业和非全日制就业持肯定态度:73.4%的大学毕业生对于多次就业持肯定态度,75.9%的大学毕业生对于非全日制就业持肯定态度
源自: 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的分析思考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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