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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三、西部地区新区,我们还要看到西部新区2004年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反映在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地城市的比重上:包头新区占29. 2%、桂林新区占31%、成都新区25. 4%、重庆新区占10. 53%、绵阳新区占16. 3%、贵阳新区占23. 4%、昆明新区占9%、西安新区占45. 3%、宝鸡新区占30%、杨凌新区占65%、兰州新区占10. 2%、南宁新区占33. 62%、乌鲁木齐新区占6 .2%。
源自: 三、西部地区高新区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05
截止目前,已有中关村科技园区、深圳科技工业园、西安新区、哈尔滨新区、合肥新区、威海新区、苏州新区、青岛新区、天津新区、中山火炬新区、武汉东湖新区、厦门新区、上海新区、大连新区、广州新区、无锡新区等16个国家级新区入选。
源自: 高新区出口基地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0-12-05
从目前来看,磁县出土北朝墓志很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50余块,其中家占多数,如:盛、翻、肃、氵是、氵育、润、百年、乐陵王妃解律氏(百年妻)、茹茹公主(湛的幼妻)、建、建妻、献国妻敬氏、肱、僧护等都葬於磁县城南这块沃土之中。
源自: 磁县出土北齐愍悼王妃李尼墓志  《文物春秋》1997年03期
(张伟)研讨专院校教学管理8月2日至10日,全国专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研讨班在成都举行,代表们就新时期等学校教学管理与改革、职院校教学管理与迎接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专精品课程建设、职教育中的产学研结合、专院校教改试点专业建设与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主题展开学习和讨论。
源自: 动态  《职业技术教育》2004年24期
8月14日一19日录取:第四批 专(一),第四批专 (一)院校招收参加职统考的中 职毕业生(含“双特色”统考生)的 专专业; 8月20日一28日录取:第四批 专(二),第四批专 (二)院校招收参加职统考的中 职毕业生(含“双特色”统考生)的 专专业。
源自: 湖北省2006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问答  《湖北招生考试》2006年09期
四类弯毛量及其占弯腹毛量的比例…刊孺…呱十一片8一回瓢日二…一丁育成羊 注:由于每只羊弯腹毛中既有全弯形态的弯腹毛,也有上或下及混型的弯类型的弯腹毛,所以各类弯毛羊总和不等于总羊数.类弯腹毛中绝大多数为全弯型,其次为下弯型,而上弯与混弯两型所占比例较小。
源自: 细毛羊高弯腹毛弯曲形态的观测和含量分析——细毛羊...  《黑龙江畜牧兽医》1989年03期
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50个尔夫球场中,我国有12家榜上有名:华彬庄园尔夫俱乐部、春城尔夫球会、观澜湖尔夫球会、上海旭宝尔夫俱乐部、大连金石滩尔夫俱乐部、海南博鳌尔夫乡村俱乐部、长宁今宇尔夫俱乐部、中山长江尔夫球会、富春山居尔夫球会、东莞峰景尔夫球会、东方尔夫乡村俱乐部以及均安碧桂尔夫俱乐部。
源自: 高尔夫球场谁最具影响力  《中国商报》2003/12/02
中国, 工业增加值占当地城市30%以上的新区有12个,分别是:长春新区35.9%、南京新区32.4%、常州新区34.5%、无锡新区33.9%、合肥新区42.4%、潍坊新区33.6%、威海新区44.1%、珠海新区39.5%、桂林新区31%、海口新区52.8%、西安新区45.3%、杨凌新区65%。
源自: 数字说话:国家高新区保持快速发展良好态势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5/08/24
笔者于2005年12月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搜索,erp咨询业方面的论文也数?,中央政府却规定“其诸道留使留州钱数内绵帛等 ,但有用处”也要“随其下 ,约中估物优饶与纳”。这说明中估仍是一个最核心的衡量标准。而中估之所以为标准 ,正由它上不及大历建中税价的匹绢 3 2 0 0文或 40 0 0文 ,下不及贞元元和买估匹绢的 80 0文。和两者相比 ,它的确是一个折中的物价。现在 ,我们再来研究裴所奏两税法改革“天下留州送使物 ,请一切令依省估”和“贫民稍息肩” ,“江淮之民稍苏息”的关系 ,便不难得出正解。原来 ,所谓“一切令依省估”并不是要物价恢复到大历水平。根据对李巽盐利的计算 ,我们得知按大历物价征收的“虚估物”仅仅在钱额中占一半比例。至于两税 ,则如果是在“逐贯均配”的“敕额见钱”之外 ,再规定以省中估而不是虚估折纳 ,那么优惠的比例就少得更加可怜了。这样 ,所谓“稍苏息”者也就完全可以明了。三、“半实半虚”的省估实行时间及其意义省估和省中估的一半规定以现钱和实估物衡量 ,因此省估和省中估是一半纳实钱的虚估。根据以上的论述 ,我们知道这样的省估和省中估虽然在裴有关两税法的奏疏中首次出现 ,但它实际上在元和初李巽改革盐法之际就已经得到贯彻和落实 ,在时间上要早于两税法改革。在以往的文章中我们曾经指出 ,李巽与裴的改革是元和赋税改革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正是由于李巽与在他之前的盐铁使杜佑降低盐价 ,使“榷盐法大坏 ,多为虚估”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和改善 ,才使裴两税法改革能够进行。现在看来 ,李巽实行以省估征税之政策尤为两税物价改革之基础。因唯有中央内部物价调整税制改革成功 ,才能谈到对地方财政之改良。但是 ,李巽是不是就是“省估”及“省中估”政策的创造者呢 ?从前揭《旧唐书·裴传》所说 ,“其留州送使者 ,所在又降省估以就实估”看 ,省估的出现 ,时间应当还是要早得多。而谈到这一点。似乎仍不能不联系大历物价。从省估和省中估的一半是以“时估四倍加抬”的虚估 ,也即陆贽、李翱所说匹绢 3 2 0 0文、40 0 0文接近的情况 ,说明元和省估本身即与大历税价保持着相应的关系。不过这一点似乎也与某些史料记载有矛盾。《唐会要》卷八四《两税使》元和四年六月敕曰 :两税法总悉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作“悉总”)诸税 ,初极是便民 ,但缘约法之初 ,不定物估 ,粟帛转贱 ,赋税自加 ,民力不堪 ,国用其彻 ,须务通济 ,令其便安。明明陆贽、李翱所说绢价即大历税价 ,并被后来作为计价标准的“虚估”保留在帐中 ,为什么敕中却说“约法之初 ,不定物估”呢 ?笔者窃以为有两方面原因。1 两税法初行之际 ,政府的物价政策尚能对市价起引导支配作用 ,故物价实估与税价相差不甚远。但政府未料到物价迅速回落 ,不得不放任地方以实估征税。2 大历建中之际盐钱、户税虽以钱为计 ,但现钱、实物的征税比例不甚严格 ,或因物价政策 ,削减了现钱的征收 ,一时缓解了现钱的短缺。而两税法实行后 ,在放弃物价政策的同时 ,地方也相应追求现钱。这就在事实上更提了物价。此也所谓“不定物估”的更重要原因。说明以上之第二点 ,或许还有必要细研前揭《新唐书·食货法》所载以下史料 :刘晏盐法成 ,商人以绢代利者 ,每缗加钱二百 ,以备将士春服。解释这句话 ,并不甚容易。李锦绣认为 ,“每缗加钱二百” ,应是指商人以匹段代纳盐利时 ,一千二百文匹段相当于一千文盐利 ,实际有降低当时钱轻物重局面下绢帛居不下的作用。此也即纳多计少 ,人为地使钱重货轻。但我认为这样理解颇有问题。首先从原话的含义是促使商人纳绢“以备将士春服” ,如有意降抑价格那商人如何还愿“以绢代利” ,“春服”又如何解决 ?其次大历钱轻物重并非是由于货币过多而不值钱。实际上自乾元实行盐法以来货币短缺已是事实 ,否则何能有第五琦铸大钱之举。所以当时至少是钱重物重。刘晏只有一方面采取物价促进流通以获得绢帛 ,另一方面也缓解钱少所带来的压力。换言之钱轻物重是他追求的结果而非试图改变的局势 ,何况降低匹段折纳价格也不符合他低征的爱民政策。由此笔者以为 ,绢帛“每缗加钱二百”应是纳少计多之意 ,也即给商人纳绢以优惠。与此相应的是 ,陆贽与李翱关于大历绢价正有两种说法。陆贽所说匹绢 3 2 0 0— 3 3 0 0文 ,李翱却说是 40 0 0文。为什么两者竟相差 80 0文呢 ?过去我曾认为是所说时间不同 (大历及建中初定两税 ) ,但如以“每缗加钱二百”解释也许更有道理。即按此例 ,商人每纳 80 0文绢 ,便计作 10 0 0文 ,则 3 2 0 0文绢可计为 40 0 0文。或者商人每纳 10 0 0文 ,便计作 12 0 0文 ,这样如纳3 2 0 0文绢 ,也可虚计为近 40 0 0文。所以陆、李才会有大历及建中初绢价有两种说法。但如按以上计算 ,仍有待解之处。即《新唐书》史料只记“商人以绢代利” ,并没有严格指出是代什么利 ,代盐钱中的哪一部分利。上面已说到匹绢 3 2 0 0文价已甚 ,已非正常物价而有虚估性质。那么为何还要增加坭 ?而且当时即有此两种价格 ,说明分别有以两种价格支付的情况。从这一点考虑 ,当时盐钱或已有征钱、征物的比例分配 ,而四千文之匹绢折估者 ,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未必是所有的盐价钱。不过无论如何 ,既给以这样的优惠 ,则达到的效果是纳钱不如纳绢。这样在纳现钱和实物问题上 ,矛盾便不似后来那样突出了。现钱和实估比例如果不是在大历时严格确立 ,那么又是制定在何时呢 ?从前述《旧唐书》等史料得知降虚就实的问题是在两税法实行不久即发生 ,推测应与建中战争中增加两税额 ,“每千增二百”①,及加抬盐价 ,“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 ,为钱三百一十 ,其后复增六十 ;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有关 ② 。此后 ,唐政府对物价的管理失控。《新唐书·食货志》记包佶为盐铁使 ,“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 ,虽不可用亦估而售之 ,广虚数以罔上” ,应就在他任使的建中元至三年 ( 780— 782 )前后。《资治通》卷二三四贞元八年 ( 792 )记陆贽上言 ,“以边储不赡 ,由措置失当 ,蓄乖宜” ,提出当时不仅由“豪家、贪吏反操利权” ,且“又有势要近亲、羁之士 ,委贱籴于军城 ,取价于京邑 ,又多支充直” ,致使“度支物估转 ,京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 ,军城以所得加价为羡余。虽设巡院 ,转成囊橐。至有空伸簿帐 ,伪指仓 ,计其数则亿万有余 ,考其实则百十不足”。前揭陆贽作《均节赋税恤万姓六条》 ,《通》记在贞元十年。当时两税中绢帛折价为 160 0文 ,说明已为大历绢税价一半 ,降虚就实、或申报中以虚代实的问题显而易见非常严重。但降虚就实虽然愈演愈烈 ,却不等于政府对此丝毫也不想加以限制。《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山泽二》记曰 :兴元元年十月丁已 [诏 ],诸道榷盐宜令中书门下及度支裁减估价 ,兼条疏利害奏闻。兴元元年 ( 784)十月是建中朝廷与藩镇战争结束不久 ,诏书即欲对当时抬的盐价加以整顿。查此诏可能与《唐陆宣公制诰续集》卷四《议减盐价诏》是一回事。其文略曰 :自顷寇难荐兴 ,已三十载 ,服干橹者 ,农耕尽废 ;居里闾者 ,杼轴其空。……乃专煮海之利 ,以为赡国之术 ,度其所入 ,岁倍田租。近者军费日增 ,榷价日重 ,至有以谷一斗 ,易盐一升 ,本未相 ,科条益峻 ,念彼贫匮 ,何能自滋 ?……应江淮并峡内榷盐 ,宜令中书门下 ,及度支商议 ,裁减估价 ,兼革利害 ,速具条件闻奏 ,削去苛刻 ,止塞奸讹 ,务于利人 ,必称朕意。自天宝乱 ( 755)至兴元 ,正陆贽所说“已三十载” ,故诏书之时间可勿疑。但如何“裁减估价 ,兼革利害” ,并未见有下文。榷盐价在永贞、元和初杜佑、李巽改革以前始终居不下 ,那么是不是兴元元年实际无所动作 ?此固有可能。不过据陆贽所说“谷一斗 (《新唐书》作谷数斗 )易盐一升 ,”是按时价而言 ,因时谷一斗约 3 7文③ ,正为盐一升之价。但这显而易见是针对百姓个人买盐而言。唐后期之盐一贯行商运商销 ,试想如政府对商人无半点优惠 ,每斗 3 70文之价也完全以市价的实钱实估为计 ,则商人又如何能一文不赚的卖与百姓 ?我以为在此之际 ,则物价必有以改革。《新唐书·食货志》在论述建中盐价增时说 :“江淮豪贾射利 ,或时倍之 ,官收不能过半。”盐价了豪贾为什么反能获“时倍”之利而“官收不能过半” ?我颇疑这时盐铁官吏本来就在以部分虚估售盐。而兴元元年的改革或许并不是表面的降价而是在征纳见钱实估与虚估各占一半的比例上固定下来。其虚估的一半仍为大历物价 ,这便是后来所谓“省估”。以上仅仅是推测。但贞元以后 ,“省估”的比例大约就在中央的赋税出纳中贯彻下去。可以作为证明的或者是贞元四年李泌的增加百官俸。李锦绣曾比较大历、贞元和会昌官俸 ,举例指出门下侍郎大历俸百贯 ,贞元俸和会昌俸分别为 13 6千文 (千文 =贯 )和 14 0万 (贯 ) ;尚书大历俸 60贯 ,贞元俸和会昌俸均为 10 0贯。贞元、会昌官俸为何与大历俸相悬若此 ?李锦绣用半实半虚的估法计之 ,认为会昌俸实与大历俸相去不远。贞元俸与大历俸十分接近。我们若也以半实半虚的省估计之 ,则门下侍郎 13 6贯 =68贯 (实估 ) +68贯 (虚估 )4 =85贯 (实估 ) ,尚书 10 0贯为 :50贯 (实估 ) +50贯 (虚估 )4 =62 5贯 (实估 )。若用元和以后优惠官吏的半以实估 ,半以省 (中 )估计 ,则门下侍郎 13 6贯为 :68贯 (实估 ) +68贯 (省估 )2 5=95 5贯 ,尚书 10 0贯为 :50贯 (实估 ) +50贯 (省估 )2 5=70贯。均相对与大历俸额接近。这种接近说明贞元官俸很可能已采取省估计折之法。当然这种半实半虚之法在两税征纳中最多只能落实到送省的部分 ,地方留使留州的部分是根本谈不到执行的。这也是两税法改革何以一再强调留使留州的部分要依省估和省中估的原因。至于盐钱 ,事实上真正贯彻的可能性也不大。盐铁官吏为了能够推销官盐 ,可能会将虚估比例付诸实行 ,但在上报盐利之际 ,却又不按政府的规定而是全用虚估 ,以获“羡余”的增加 ,于是便成了贞元末盐利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的结果。因此正是针对以上情况 ,李巽、裴相继在盐税、两税中落实物价的省估政策。他们不是省估的创造和始行者 ,更不能使物价完全恢复大历 ,但能够使“半实半虚”的估价得到较为实际的贯彻。特别是通过现钱和实估物比例的严格限制 ,及“纳物均依省中估”的提出 ,使纳物与钱额的计算基本统一 ,这样 ,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征税的降虚就实和报税的增实就虚 ,减少了地方的违法征科 ,增强了中央对两税的宏观控制 ,并提了政府自身的收入。前述《裴传》等谓两税法改革使“江淮之民稍息肩”、《新唐书·李巽传》谓李巽末年盐利“三倍于晏时矣”显然都是达到了改革预期的目的。因此物价改革应认为是元和财政改革的中心举措之一。在宪宗元和削藩宗旨及加强中央集权的总体努力下 ,这项改革政策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四、省估与加饶的关系及对唐后期税价变化的一点看法纳物以省估和省中估计折是唐中央政府在元和初为调整物价所作的巨大努力。它涉及到中央地方赋税收支的各个方面 ,在一段时间内 ,显然是成功和有效的。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很长。就史料记载而言 ,至少自元和八年以后已不见有盐铁使以省估申报的盐利记载。而与此同时 ,是借战争之需 ,对地方及度支、盐铁、户部等使羡余进奉的号召和宣索。这类“羡余”在战后愈演愈烈 ,以至成为正入中相当主要的部分。这说明元和战争虽一时取胜 ,却再度破坏了赋税监督制度 ,而与之密切相关的物价政策必定难以为继。前揭元和十五年度支使杨於陵及中书门下奏 ,要求将两税钱额完全以实物计折 ,便知当时因钱重货轻 ,地方官增加现钱比例、农民贱卖匹段的情况中央无法控制 ,所谓“半实半虚”的省估已很难执行下去。此外现实征税中 ,政府对于半虚半实的省估强调亦愈来愈少 ,代替省估出现的往往是作为临时规定的时估“加饶”。《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元和 )十一年六月京兆府奏 :今年诸县夏税、折纳绫、绢、、、丝、绵等 ,并请依本县时估 ,只定上、中二等 ,每匹加饶二百文 ,绵每两加饶二十文 ,其下等物 ,不在纳限。《册府元龟》卷四八八《邦计部 ,赋税》太和四年 ( 83 0 )条略曰 :四年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谏议大夫崔戎奏 :“准诏旨‘制置剑南西川两税 ,旧纳见钱 ,今令一半纳见钱 ,一半纳当土所在杂物 ,仍于时估之外 ,每贯加饶三、五百文 ,依元估充送省及留州留使支用’者。今臣与郭剑商量 ,当道两税 ,并纳见钱 ,军中支用及将士官吏俸依 (衣 )赐 ,并以见钱给付 ,今若一半折纳 ,则将士请受 ,折损较多 ,今请两税钱数内三分 ,二分纳见钱 ,一分纳匹段及杂物。准诏每贯加饶五百文 ,计优饶百姓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关于唐后期估价中的加饶论象 ,李锦绣已撰文作充分论证 ,此处无烦赘述。但有必要加以强调和说明者是两者的区别。加饶又称优饶 ,是政府赋税征配中的一种优惠政策。省估虽然从总的精神看也是“加饶” ,但它是半实半虚固定比例的估价 ,征支中优惠较大。加饶却不同了。从史料看它只是在实估之上略给以部分优饶 ,虽其中尚有虚估成分但优惠比例极少 ,总的看已基本接近实估。唐代赋税或和籴中的“加饶” ,虽然贞元中已见 ,但更多的却是出现在唐晚期。从以上史料特别是第二条史料看出 ,实估之上给以少数“加饶”其实是等而下之的下策 ,是省估贯彻不下去的产物。就剑南西川两税而言 ,省估中的一半本来已从虚估改为实估代饶 ,太和四年竟因顾虑“将士请受 ,折损较多”而进一步减少优饶比例 ,由此可以解到中央政府一方面试图控制物价 ,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藩镇军心的两难心态。省估虚实比例的难于贯彻不仅限于两税。事实上在唐后期盐税征收的问题上亦愈来愈强调实估。拙文《从张平叔的官销之议试论唐五代盐专卖方式的变迁》① 曾说明穆宗时张平叔建议行食盐官销的一个中心因素是官销可以使官吏“坐铺自粜” ,“收实估匹段” ,也即不再通过商销虚估比例给商人以优惠。又文宗时苏州剌史卢商也公然在管内试行官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记太和三年 ( 82 9)四月敕 ,要求“安邑解县榷课 ,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 ,说明实估和实钱的征收 ,已开始落实到盐钱的税额上。而对于实钱实估的追求和强调 ,则成为五代食盐行官销配制的起源。因此无论两税、盐钱 ,晚唐中央政府规定的税价愈益接近实估乃是不争之事实。以上 ,从省估问题出发论述了唐元和以后的税价。这里我们还可以将唐后期物价和中央政府税价的关系及发展趋势作一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如前所述 ,唐代后期物价的矛盾兴起于乾元初第五琦创行大钱之时。大钱的使用导致物价的陡增及虚估的出现。刘晏反其道行之 ,将物价保留于征税之中 ,以匹帛代现钱从而促进流通并指导时估 ,使大历税价成为唐税价之顶点。也成为唐后期政府成功控制物价的榜样和理想。建中战争以后 ,唐政府对物价的管理全面失控 ,大历物价真正成为虚估 ,匹绢从 3 2 0 0文降至 160 0文再降至 80 0文 ,回到了它真实的价位 ,而税价则逐步与市场实估脱离。政府虽欲对征税中见钱实估的征收比例有所限制 ,但并不能真正落实。征税时的降虚就实与申报时的弃实就虚使政府深受其害。永贞元和初政府相继在盐税与两税法改革对物价作了全面调整 ,半实 (现钱和实估物 )半虚的省估和省中估被规定为赋税标准。省估虽然只是一半等同大历的估价 ,但体现了政府在现实基础上的调整 ,和加强对物价监控的努力 ,也使之取得了赋税增收的实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省估的贯彻不能持久 ,也不足以改变钱重货轻的现实 ,虚估折物仍沦为政府单方面的愿望和空文。实估之上的略微“加饶”成为临时调节的手段 ,而税价从总体上逐渐接近完全实估。由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唐后期物价规律性变化的印象 ,即一方面是市场绢帛等实物价格不断降低 ,而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税价自虚估到省估到实估 ,最后与市易时价基本合一。因此大体而言 ,唐代物价的运行或可谓之“双轨制”。政府虽曾努力提绢帛税价以指导市价 ,或保持两者的距离。但较为成功者唯大历元和。且就控制程度而言 ,元和复不如大历。两次成功均借助了国家政局的稳定和中央集权之强化 ,也有赖于理财人士的运筹之功。但在短暂成功之后 ,物价形势却都是向着违背政府意愿的方向发展 ,从而使政府职能的效用愈来愈微乎其微。唐代物价和税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分析个中原因 ,一方面不能排除政府从裁抑藩镇 ,与藩镇争夺权益到逐步向藩镇屈服的政治因素 ,但另一方面 ,则更应从经济变化的规律去寻求答案。唐朝的物价双轨制反映着商品经济按自身规律发展和唐中央政府试图以国家权力调控物价指导经济的矛盾。商品经济是按照市场需要调节物价 ,钱重货轻、钱值物值低是唐代社会的现实。唐政府虽欲加以引导 ,但无从改变这一现实。反因赋税中的钱帛折征而与市场发生联系 ,从而 (至少部分地 )对之加以借助 ,依赖 ,便不得不为之左右。所以税价不断向市易时估倾斜 ,并最终向之屈服 ,不能不说是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最终起了决定作用。唐国家财政受商品经济影响的程度 ,固不如宋以后社会。然唐后期税价与物价之关系 ,仍可以多少说明唐宋社会变革之际 ,商品经济对国家财政已起了怎样的制约作用。试析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27省估;;省中估;;虚估;;实估唐元和史料中出现的“省估”一词 ,以往论者一般视同虚估 (大历物价 )。作者经过分析后认为 ,元和省估是唐政府规定一半纳实钱 (现钱和实估物 )、一半纳虚钱 (虚估折物 )的税价标准。它落实到绢帛折价上 ,便是“省中估”。省估只是一半等同大历物估的估价 ,虚估与省估在税价中的出现 ,代表着唐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物价控制经济的努力。但物价的不断滑落及税价与实估的最终接近 ,除了政治因素外 ,也反映了商品经济中价格规律的主导作用。参见《新唐书》卷 1 69《裴传》、《唐会要》卷 83《租税上》元和六年条等。 原名《藩镇时代四州税三分制に就ハて》 ,《史学杂志》65 - 7,并见氏著 :《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4 ,三一书房 1 982年版。 以上论文依次分见《社会科学》5— 2 ,1 94 9;《史学集刊》6,1 94 9;《北京师院学报》1 985年第 4期 ;《唐史学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1 986版 ,《北京大学学报》1 989年第 2期 ;《浙江社会科学》1 999年第 1期。 《陆宣公集》卷 2 2。 《新唐书》卷 5 4《食货志四》。 《新唐书》卷 5 4《食货志四》。 《’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研讨会论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1 999版。 ①《全唐文》卷 63 4。 此公式略同李锦绣 :《唐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 989年第 2期 ) ,但李锦绣分析两钱数分别由现钱、时估物和现钱、虚估物组成 ,与本文不同。 见《册府元龟》卷 4 93《邦计部·山泽一》 ,其中元和六年、七年、八年奏盐利省估与虚估比均近似 1∶2 5。 《陆宣公奏议全集》卷 3《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源自:   《》
在内地,多数印刷 企业成本管理不好,与香港地区印 刷企业反差很大,表现祖‘七七不 ”:生产不而职工人数,个人 工资不而_l资总额占用比例, 销售费用不而管理费用(有的甚 至于5服),原材料消耗不而吃 喝费用,设备利用率不而不良 资产总额,厂一房大而效益不
源自: 印刷企业的成本管理  《印刷杂志》200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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